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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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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赏心乐事谁家园……明·汤显祖(1)

中国人喜造园林,坐拥山水花木之乐。

园林者,有园有林方宜其名。

我国广袤的土地上拥有着丰盛的植物资源,许多世界上著名的美丽、芳香的花卉原产自我国;通过古代劳动人民长期辛勤的栽培实践,我国很早就成为园林和植物引种驯化的发达地区,以致在世界上获得了公认的“园林之母”的称号。

不少文献资料皆称黄帝时代已造园林。如《庄子》:“黄帝之圃,有虞氏之宫”;《韩诗外传》:“凤止帝东园,巢于阿阁”;《说苑》:“凤集东囿,食竹食,栖桐木”;《文选》:“鸣凤在林,伙于黄帝之园”。“圃”是以种植菜蔬为主,但也繁衍草木的园林,所以《诗经·齐风·东方未明》有“折柳樊圃”之说。“园”,《说文》释得明白:“所以树果也。”最古老的是“圃”字,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可以找到,其写法是在一个方匡中再添三至四株草或木,完全是个象形字。但黄帝事迹,古远渺茫,人们多不能肯定其为信史。

据说,夏代已有皇家园林,并种植有芍药、桐树等花木。宋人虞汝明《古琴疏》云:“帝相元年,条谷贡桐、芍药,帝命羿植桐于云和,命武罗柏植芍药于后苑。”“相”为夏代第五个王,羿又称后羿,是夏代东夷族中的有穷氏的首领。

殷商第一代王汤在灭夏后建囿,称为“汤囿”。(见于《淮南子·泰族训》)末代君王商纣建“沙丘”之园林。司马迁《史记》载:“(纣王)原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巨桥之粟,益收狗与奇物……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足见其骄奢。后来《史记集解》(南朝刘宋·裴骃)考证说,沙丘在“巨鹿东北七十里”。这就是由正史首次记载的我国帝王的园林。

与此相比,奠定灭商基础的周文王所建的“灵囿”,则是一片祥和之气。《孟子·梁惠王》:“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刍荛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与民同之。”又:“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诗经·大雅·灵台》:“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百鸟翯翯,王在灵沼,于牣鱼跃。”商代,囿中的草木鸟兽是由其自然滋生繁育的,人工设施不过是筑台掘沼以及在划定的界域上设垣置栏而已。建囿的目的是供帝王贵族进行狩猎、游乐和军事训练。而到了周代,王室设有掌管园圃的官吏,称为场人或场师,有意识地负责管理果树、瓜蔬、珍异文物。

大量记载着西周至春秋中叶历时五百年社会面貌和风土人情的《诗经》,其中不少地方涉及了一般庭园的花木,如《魏风·园有桃》:“园有桃,其实之殽”,“园有棘,其实之食”;《魏风·十亩之间》:“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小雅·鹤鸣》:“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园中有人工栽培的桃、枣、桑、檀等树种。

在各国纷纷争雄的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为了树立和巩固王权,纷纷大建宫室园林,因为它们实在是王权强大统一的象征。如春秋时期,楚庄王有层台。《说苑》称其延石千重,延壤百里。楚灵王造章华台,苑中栽茶与海棠。吴王夫差大兴土木,有姑苏台、会录园、梧桐园,又在灵岩山高官为西施修玩花池,内栽荷花。战国时期,魏有“梁囿”、“温囿”(见《战国策》),秦有五苑(见《韩非子》)等等。秦昭襄王在位时发生饥荒,有人建议,在五苑中种植蔬、橡、果、枣、栗之类,用以济民。

秦汉开始,园林急剧发展,其中称为“苑”的皇家园林,广可达数百里,内建宫室,或在宫室中辟地建苑,称为“内苑”。苑中花草林木,大量的是由人工移植栽培。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渭南建上林苑,搜罗名果异树多达三百余种。一些观赏植物成为了宫殿的名称,如长杨宫、兰池宫等。汉武帝刘彻扩建上林苑,《汉书·旧仪》载:“上林苑广长三百里,置令丞右左尉。苑中养百兽,天子春秋猎射苑中,取兽无数,其中离官七十所,容千骑万乘。”苑中林木发展到二千余种。司马相如《上林赋》虽写的是秦时旧苑,实际反映的则是汉家现实。在他的描述中,苑中植有兰惠、江蓠、麋芜、留夷、蘘荷、杜若以及桂、卢橘、柑、柰、梬枣、蒲陶、荔枝、石榴、槟榔、枫、桦、椰、棕榈、檀、樟、冬青等大量香草佳木。葛洪《西京杂记》也具体列出了一个名单,其中有梨十种,枣七种,栗四种,桃十种,李十五种,柰二种,查三种,稗三种,棠四种,梅七种,杏二种,桐三种,此外还有林檎、枇杷、楟、安石榴、白银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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