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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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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要看如何理解“真实”二字了。对我来说,积极的、光明的一面永远是生活的主流。我的作品当然要写这些。至于单干,当时的确只有那些被认为落后的人才希望;和我要好的、谈得来的都反对单干,这是现实。

其实写《金光大道》时,互助组已过去十多年了。60年代,我在城里住的时间长了,对农村了解少了。而70年代初,农村已走得太快了,太左了,我已经接受不了了。所以我只能返回头来写50年代。

人们喜欢《艳阳天》也许还因为它的手法更像中国古典小说,人物更生活化、个性化。但在《金光大道》中我没有顺着这条路走下去,现在想来有点可惜。

还有,在《艳阳天》和《金光大道》中我非常突出血统论。今天我当然不这么看了。时间会使人改变很多,我也不例外。

《艳阳天》的稿费是千字十元,我全部交了党费。虽然那时家境不富裕,一家人只有我挣工资,但从没想过要留下给自己或家人买点什么,毫不犹豫就交了。现在可能有人不理解,但当时就是这样,无须任何人动员。《金光大道》出版时,稿费已取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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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内中滋味难以道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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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66年到1976年这十年,我不能上天入地,只能跟着风浪颠簸,所以这一段的历史脚步是复杂险峻的,而且表面上丰富多彩,内涵却有着各种滋味,非是几页稿纸所能说清道明的。写完《艳阳天》,“文革”开始了。

后来“三家村”被揪出来,我不明底细,在县城给写作者作报告,回答提问时涉及“三家村”,被人打了小报告说成为“三家村”开脱。6月2日调回到北京市文联。管桦说我:你发什么疯,被人揭发!文联领导让我准备检查。没想到,以军宣队为主的工作组看了我的档案,认为我出身好,长期在农村写作,群众反映不错,便把我推到市文联革委会副主任的实权位置,由此开始毁誉不一的几个月造反日子。

1966年8月中旬,北京大学中文系应届毕业生侯文正,只身一人闯进市文联串联、造反。他说市文联是一潭死水,在文联大门上贴了一副对联:“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

这时,被保护在医院里的老舍从医院打来电话,要求出院参加群众运动。我劝他先养病,但他执意要来。

8月23日的下午,我正在办公室整理一份报告材料,忽听院子里一片喧哗。打字员小丁慌忙跑来告诉我,说是那个姓侯的给一个中学打了电话,勾来了一汽车红卫兵,到文联造反来了!我赶紧跑出房门,只见一辆卡车停在门前,一车身穿绿军装的女学生,正一个接一个地从车上往下跳。侯文正和文联内的少数造反派串通一气,要挟文联的全体人员到院子里集合。接着,就按照已经列好的名单,点一个,揪一个,揪一个就斗一个,一会儿工夫,竟揪出了一片。不少人挨了皮带抽打,所有被揪的人都戴上了写着“黑帮”、“反动权威”等字样的木牌子。我一眼瞧见了老舍正站在院子里,立刻意识到,老舍是统战对象,应当由军宣队出面予以保护。于是,连忙向后院军宣队的办公室跑去。路上,草明拦住了我。她脸色苍白,浑身发抖,用两只冰凉的手攥住我的手腕,哀求道,浩然,我害怕死了,救救我吧!我说,你赶快藏起来吧!听了这话,她嗖地一下子跑了。

找到军宣队说明了情况,我请求他们向红卫兵解释清楚,以保证老舍的人身安全。军代表躺着不动,说,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嘛,红卫兵小将要揪谁,我们也没有办法!我急得跺脚,只好给市“文革”办公室打电话,请求他们给说句话,但得到的答复如出一辙。当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回到前院时,老舍已被揪出,挂上了牌子,正被抽打着推上汽车,说是要与别的“黑帮”一起拉到孔庙去烧戏装。

我怕造成严重后果,便当机立断,派“文革”办公室的干部周述曾也跟上车随老舍同去。并嘱咐周述曾说,万一发生什么事,赶快打电话来。

两个小时过去了,周述曾打来电话,说老舍受了伤。我立即找到司机班,派汽车把老舍和周述曾接回来。谁知,接老舍的汽车刚刚开进文联大门口,又被一伙进行大串联的红卫兵发现了。他们看到老舍被红卫兵打伤后,头上缠着水袖,立刻一拥而上,将老舍围住,又进行批斗。这时,一个著名作家突然跳了出来,当着满院子的红卫兵揭发老舍。她说老舍是反动权威,崇洋媚外,不要人民币要美金,把《骆驼祥子》的版权卖给了美帝国主义……在她的鼓动下,一些愤怒的红卫兵对老舍的打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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