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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工程”已经取得了一点儿成绩，但规模大了，管理上的要求更高了。世纪之交，“幸福工程”面临着新时期我国扶贫开发的新任务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希望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继续关心和支持“幸福工程”，同时也很好地监督我们，让我们把工作做得更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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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幸福工程”（1）

本文是王光美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上的5次发言。根据全国政协会议秘书处提供的大会发言材料刊印。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一九九六——二○○三年）（一）

在“九五”期间基本解决目前仍处于贫困状态的8000万人口的温饱问题，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提出的一项战略性任务。今年是实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关键年头，又适逢“国际消除贫困年”，扶贫工作更应加大力度，迈出新的步伐。

在中国8000万贫困人口中，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即贫困母亲。调查资料显示，母亲的贫困更具特殊性，从家庭的角度看，为了抚养后代和照料其家庭成员，母亲作出的牺牲更多，付出的代价更高，承受的压力更大。母爱是无私的，每个人都会从中体味到什么是奉献。正是这种奉献，使得贫困家庭中母亲的生活境遇更为艰辛，更值得同情及社会的救助。特别是在贫困地区，她们不仅缺乏收入来源，而且文化素质低、健康状况差，80％以上是文盲，半数以上患有各种妇科病。我们已有了一个资助贫困儿童上学的“希望工程”，也应当采取行动救助贫困的母亲。救助了母亲，也是救助了孩子，救助了整个家庭。基于上述考虑，去年2月，由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和中国人口报社联合发起了一项专门救助贫困母亲的行动，即“幸福工程”。

“幸福工程”以救助贫困母亲为宗旨，改救济性扶贫和扶助贫困地区为开发性扶贫和扶助贫困人口，通过向海内外募集资金，利用遍布全国的计划生育基层组织，以无息或低息贷款、滚动投入的方式帮助贫困地区的贫困母亲治穷、治愚、治病。

“幸福工程”推出后，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积极反响。很多人并不富裕，但也捐上几元钱，向贫困母亲献上一份爱心。在北京，数十万人捐款达100多万元。在广州，市长带头捐款1000元，目前也已捐款100多万元。美国加州牛肉面大王（北京）董事长吴京红女士，在电视上看到“幸福工程”的义演后，打电话给中央电视台，几经周折找到“幸福工程”组委会，当即捐赠10万元人民币。一位美国黑人朋友刚到北京工作，在报纸上知道了“幸福工程”，便决定在华期间，从每月的工资中拿出500元捐给贫困母亲。

去年4月，“幸福工程”试点工作开始实施，第一批40万元救助资金贷到甘肃礼县、贵州普定县、陕西大荔县和安徽潜山县的400多户贫困母亲手中，平均每户分到1000—2000元。贷款期为两年左右，到期收回，资助其他家庭。资金在该地区滚动周转5年左右后全部收回，再资助其他地区。利用这笔资金，试点各县在当地专设机构的指导下，因地制宜地开展了养羊、养牛、改造低产茶园及家庭手工业等致富项目。作为配套措施，各试点县都开设了村一级母亲学习班，还开展了对贫困母亲的医疗保健服务。

试点工作实施近一年，被资助地区的反响十分强烈。如陕西大荔县，贷款用于资助因多次搬迁又遇灾荒的贫困母亲饲养秦川牛，受到热烈欢迎；有的母亲外出打工，听说有了“幸福工程”，立即返乡申请贷款，觉得在家乡有了奔头。由于项目办得好，大荔县有关部门积极投入配套资金200万元。再如，甘肃省礼县的项目是饲养小尾寒羊。每户两只母羊，目前，大部分已经产羔，如果饲养得法，一年半到两年可增加到10只以上，每只羊在当地能卖800元，这些人年均收入不足300元的贫困家庭很快便能脱贫。“幸福工程”的资金由于直接分到个人，又是以贷款形式滚动资助，提高了资金的使用率和回收率，尚未受到资助的家庭是资金下一次滚动的潜在受益者，与被救助的家庭成了利益共同体，因此，资金的使用和回收除受“幸福工程”机构的监督外，还受到社区环境的监督。

“幸福工程”是实实在在要为妇女谋利益，它的开展提高了被救助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上的地位，同时把计划生育与扶贫结合起来。许多准备要二三胎的妇女放弃了多生的打算，把精力投入到脱贫致富的努力中。受救助的母亲感谢党的关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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