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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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是作家，第二个还是作家，从第三个到第五个，全都是作家。

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力量实现这个梦想。因为我没有报北大中文系，而是听家里的，进了俄语系。二年级我想转系，没有成功。外语只是一种工具，而我想不停地创造，这是我从俄语系退学的根本原因。至于后果，是没有当成作家，而当了汽车厂工人、工会宣传干事、合资公司推销员、男护士和医院技术人员。这些职业干起来很不怎么样，但是现在看，却很有意思。

后来流浪北京，让校友李方介绍到王晓京那里，开始了流行音乐生涯。从小潜移默化以及父母带给我的艺术天份，使我在这一行干得比较成功。我把生活稳定下来以后，就准备做更多的事情了。……

六十年代，我被诞生。

七十年代，我被忽略。

八十年代，我被开除。

九十年代，我被眷顾。

零零年代，我被回归。

让我们开始吧。

这是我在网上摘录的洛宾的一段自述性的文字。他现在已成为了一个网络作家。他已经在网上发表了一系列作品，比如《今天可能有爱情》、《我是怎样变成白骨精的》，《我是怎样变成核桃的》、《我是怎样变成累赘的》和《秋风十二夜》等等。也就是说，他从小就渴望成为作家的梦，已经实现了。因此，他很得意。这个七十年代被忽略、八十年代被开除的苦命儿，终于在九十年代被眷顾零零年代彻底回归了。尽管洛宾在成就梦想的过程中当过汽车厂工人、工会宣传干事、合资公司推销员、男护士和医院技术人员，但终究他还是凭借自己执著的兴趣而最终成就了他的梦想，而且活得很快乐。这里我们也可以假设一下，假如洛宾继续在北大兴趣寡然地读完他的俄语，他现在会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生存境地呢？是面对关心他个人问题的领导无奈地唱出《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还是“真想抛开我所有的悲伤从前……”

就在洛宾离开北大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据悉，从2003年起，北大将不再按专业招生，而是按院系招生。所有从2003年进入北大的学生，在头两年中一律以基础课为主，而后学生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学习成绩来选择专业。为此北京勺海市场研究公司就这一主题在北京做了一个市场调查。其调查的结果是：赞成北大这一做法的人比反对此做法的人数多了22倍！　在这些赞同者中，有的人认为“允许学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再选择专业可以真正培养学生的兴趣和能力”。其中，还有69％的人认为“如果学习或从事的专业不适合自己，但又不能转系，会造成学生终生的遗憾和痛苦”。

从这份调查中我们已经发现，以前苏联教育模式为主导的我国现行教育模式，事实上早已在人们心目中变得面目可憎。人原本是可塑性很大的一种哺乳动物，从理论上讲人的潜能是无限的，可是我们偏偏要强迫他们只能学一种泳姿，只会一种技能，当广袤天地向我们展示其无穷色彩的时候，我们却只能对眼似的茫然无视。“傻的像博士”，这是我们曾经对一个所谓高学历者的无情讥讽。为什么说博士傻呢？因为我们很多的高学历者，除了自己的专业外，有时候连一些最基本的常识都不具备。《光明日报》曾经发表过一篇名为“聆听科学大师的哲学思考”的文章。文中介绍了　1933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著名物理学家薛定谔。作为一名物理学家，薛定谔对量子物理学作出其重大贡献的同时，他同时也是一位思想家和哲学家。他所撰写的专著《生命是什么》以及《自然与古希腊》，充分展示了薛定谔作为一个哲学家的思想深度。在《光明日报》这篇文章的最后，作者写道：

“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今天的职业科学家越来越趋向于专业化、技术化，以致出现了这样的后果：受过良好科学训练、有较强思维能力的科学家却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幼稚的哲学观点，这对科学的发展来说当然不是一个好兆头。哲学思想，包括其认识论、方法论和逻辑学的内容，有助于科学家透过纷繁的经验现象把握隐藏在后面的客观规律，而这种洞察力才是推动科学进步的关键。”

有没有“另一种活法”？

有时候我总在想，在中国本土为什么总是出不了大师？我们所培养出来的人充其量只是一个工程师或高级工程师，我们几乎从来没有听到过中国有哪位科学家具有极高的人文素质和哲学造诣。我们的教育从来就是把人培养成一个“单向度的人”，世界在我们眼里是一个个各自毫不相干的孤独体，我们对中国古人的整体世界观从来就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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