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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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的成功,固然在于其融汇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优秀师资,更在于她那符合大学精神的办学理念和学校制度。
在合并迁校之前,三校都形成了自己的优良传统,北大是自由、民主,清华是严谨、认真,南开是开拓、活泼,合并为西南联大后,互相取长补短,开拓出了更为高迈的境界。
西南联大的最高管理机构是常委会,由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和南开校长张伯苓三人组成;另设校务会议为议事机构,设教授会为咨询机构。校务会议由常委、主任秘书、教务长、总务长、训导长、院长和与以上人数相等的教授组成;教授会由全体教授、副教授组成,参加校务会议的教授由教授会选举产生。
由于蒋梦麟和张伯苓常在重庆,西南联大校政其实由梅贻琦主持。这位提出了著名的“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办学理念的教育家,执掌西南联大时说:“吾从众,无为而治。”“众”指的其实是教授,这句话落到实处,就是今天人们呼唤不已的教授治校。
西南联合大学设有文、理、工、法商和师范五个学院,?@?z二?@?z十?@?z六个系,教师三百五十多人,在校生人数在三千左右波动。她的机关却只有三个处:教务处、总务处和训导处,今天高校里的人事处、财务处、基建处、科研处、保卫处、外事办、老干处等等,一律没有;三常委实则梅贻琦一人负责,没有“分管领导”、“领导班子”;各学院和系均只设院长和系主任一人,由教授兼任,没有副职。
梅贻琦主张通才教育,反对重实用、轻文理的办学思想;他认为,教给学生所谓“一艺之长”,其实是在培养匠人,与大学宗旨不符。
西南联合大学的制度以学分制为主体,具体是“选修课”制和“共同必修课”制。学生四年(或五年)必须修满一百三十二个以上学分、相当于四十门课方可毕业;大一横贯文理的必修课一般为八门(国文和中国通史所有院系都必修),达四十个学分之多;三分之一的学分课程不及格要留级,二分之一的学分课程不及格则勒令退学。
联大八年中,共开出了一千六百多门课,如涓涓乳汁,哺育了一代优秀青年。
有名师的精心教导,有科学合理的培养方案,青年才俊们十分珍惜这战乱中万分难得的优良条件,他们刻苦勤奋,在这里迅速成长起来。
时任联大物理系教授的吴大猷这样回忆当时的联大学生、后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他求知心切,真到了奇怪的程度。有时我有风湿痛,他替我捶背,他帮我做家里的任何琐事。我无论给他什么难的书和题目,他很快地做完了,又来索更多的。我由他做问题的步骤,很容易发现他的思想敏捷,大异寻常。”
西南联大的精神,除了战时办学必有的“艰苦奋斗”之外,就是“大学独立”。联大的高层和教授认为,政府的职责是保证办学条件,而不应干涉校政。
193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三度训令西南联大必须遵守教育部新规定,由教育部安排应设课程、统一教材、举行统一考试等。联大对此不以为然,推文学院长冯友兰教授执笔抗辩。抗辩函说,这种做法的结果是“大学将直等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一科”,如果什么都由教育部规定,那么“教授在学生心目中为教育部一科员之不若”;而且,如果大学内部事务、甚至课程的设置都要听命教育部,“则必将受部中当局进退之影响,朝令夕改,其何以策研究之进行,肃学生之视听,而坚其心志?”
抗辩函最后说:“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规,行之多年,纵不敢谓为极有成绩,亦可谓为当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
西南联大不但抵制了国民政府对内部事务的干涉,而且在1942年把大一新生必修的“三民主义”课改为若干专题,不做考试,不计学分。
1940年10月,教育部又公布《大学及独立学院教员资格审查暂行规程》,要重新“审查”大学教师的“资格”。这一文件在西南联大教授会上激起公愤,全体教授拒填“审查”表格,导致被扣当年的学术津贴。
为了加强对高校的控制,国民党当局规定,凡担任院长者都必须加入国民党。联大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教授听到消息,沉下脸来脱口而出:“扯淡,我就不入。”
在这批充满自由思想和独立意识的知识精英的全力呵护下,西南联合大学不仅是战火中的宁静港湾,也是民国末年污浊社会中的绿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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