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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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为加强部队战斗力,轻装前进,张军长集队宣布丢掉伙食担子、箩筐和扁担,把非战斗人员编入战斗部队。然后,他便带领这支部队,在当地党组织和革命群众帮助下,经过几天急行军,神速绕过乐昌县城,转到乐昌河上游的坪石北面,乘着雨夜,悄悄地渡过了乐昌河,后来,经历种种艰难险阻,战胜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这支经过千锤百炼的红军队伍,终于到达湘赣苏区,在江西永新县与原分开的李明瑞等同志率领的五十五团会合后,于1931年7 月,到达中央苏区,与中央红军会师,成为中央红军的组成部分。这里,突出表现张军长独撑危局的雄才大略和卓越指挥才能。
(三)
张云逸同志功勋赫赫,德高望重,但他谦虚谨慎,严于律已,襟怀坦荡,光明磊落,肝胆照人,奋进不息。这又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1949年12月,张云逸同志满怀建设壮乡的豪情,带领一批干部回到满目疮痍的广西,先后建立了广西党、政、军的领导机构,他被任命为中共广西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广西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广西省政协主席等职。当时,我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十三兵团政治委员,司令程子华调走,由我率三个军参加解放广西的战斗。南宁解放后,我先后担任中共广西省委副书记、广西军区副政治委员、省政协副主席、南宁市军管会主任、市委书记和市长等职,这样,我又在张老直接领导下工作、战斗,心里感到无比高兴。
张老主持广西工作期间,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继承和发扬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紧密依靠广大各族干部和群众,团结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充分发挥各族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精神和革命积极性,使解放初期广西各方面的工作取得较大的成绩。
因广西是桂系军阀经营多年的老巢,其反动基础比较深厚,加上国民党军阀逃离广西前夕,精心布置留下几万名正规部队,故解放初期,广西匪患极其严重,社会很混乱。至1950年上半年,在张云逸等同志领导下,我驻广西的部队虽然已歼灭了近10万名土匪,但匪势仍十分猖獗。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后,匪势的发展更为严重,给广西的革命和建设及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极大的危害和影响。党中央和毛主席对广西的剿匪工作十分关注,来电指示和批评我们的剿匪工作,要求广西必须在1951年5 月前彻底肃清全省股匪。
张云逸同志接到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后,立即召开干部紧急会议,研究、分析匪情,总结、检查过去的剿匪工作,制定新的计划,调兵遣将,决心以歼灭全省股匪的实际行动支援抗美援朝战争。他曾于1950年11月,连续三次以省委四位主要领导人(张云逸、陈温远、莫文骅、李天佑)的名义发电报或写信给毛主席,表示诚恳接受批评,虚心检查过去的工作,并汇报我们今后的部署,其中第一份电报的电文是我起草的。11月底,省委召开第三次高级干部会议,他在会上作了题为《为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指示,在半年内肃清全省股匪的任务而斗争》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对过去剿匪工作出现的一些缺点、偏差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责任,号召全体干部和党政军民一齐动员起来,布下天罗地网,打一场围歼股匪的人民战争。结果,经过半年的艰苦奋战,胜利完成了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剿匪任务。1951年5 月16日,毛主席亲自致电嘉勉广西剿匪斗争工作。
随着革命的进程,我们的革命友情日益增深、发展。我在南宁患病开刀做手术时,他立即到家里看望我,我调离广西时,他在广州买了象牙笔筒、狮、象等3 件礼物送给我留念。我和张老调到北京工作后,仍保持密切来往。1955年,国务院授军衔时,我们曾合影留念。我在撰写《回忆红七军》一书过程中,他不仅给予热情提供有关史料,而且亲自审阅书稿,并于1957年1 月16日给我寄来亲笔信,对书稿提出不少宝贵修改意见,现此信此稿刊登在《将帅墨迹选》上。尤其令我感动的是:1974年5 月,我心肌梗塞住院,张老也正在住院,他听到我病危消息时,心里很担念,坐卧不安,他的脚不能走路,便坐着手推车,在他夫人韩碧同志陪同下,来到病房看望我。真是:日月潭深千百尺,不及张老同志情!
张老离开我们已18年了。或许因我们过去结下的情谊笃深、交往甚密的缘故,我总拂不尽心头的哀思和怀念。现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邓小平同志倡导的建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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