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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高考与我的人生转折（5）

白湖的环境艰苦，农活繁重。夏天，蚊虫孳生，密度极高，张开手一把就能抓十几只。晚间，战士们都躲进棉布蚊帐里说话，不能在蚊帐之外开口，因为张开嘴巴蚊子会误入口中。水田里蚂蟥成群，无论是插秧还是拔草，蚂蟥会随时悄悄地爬到人的腿上叮咬吸血，那是防不胜防的。战士们怨天尤人，调侃道：“白湖好，白湖好，不长粮食只长草，白天蚂蟥叮，夜晚蚊子咬。”干农活可不轻巧，有人计算过，全连人均20多亩土地，全部种植水稻。上级的要求是亩产800斤。战士们可不是袁隆平，并没有多少农业知识。当时的口号是“苦干、实干加巧干”，今天看来那时充其量是蛮干。化肥农药滥施无度，不讲什么科学性。水稻已经成熟，不到一周时间就要开镰收割了，为了消灭虫害照样喷洒农药，从不考虑粮食的农药残留问题。化肥是调拨来的，不计成本，为了提高产量，大量施用，根本不顾及地力有没有后劲的问题。第一年稻田里常常见到青蛙、黄鳝、蛇以及各色浮游生物，三年之后这些生命基本灭绝，连蚂蟥也很少见了。在我大脑的记忆库里印记最深的是，我们到来的第一年冬天，干的第一桩农活，整理土地……所谓“田成方”，开干渠，挖支渠。早晨8点开始挖土方，规定每人若干任务，至晚上10点还没有完成。任务没有完成，连队指导员坚决不允许收工，战士们饥肠辘辘消极怠工。在关键时刻，连队指导员手持电声话筒扯着嗓门高声朗读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以鼓舞士气，殊不知战士们早已泄气无心恋战了。为了达到水稻亩产800斤，加班加点是家常便饭。加班最长的一次是1972年元旦前夕，霜冻将至，为了丰收又能丰产，必须在霜冻之前完成收割和脱粒工作。这一次，我们连续工作了整整两天一夜，36小时除去吃饭和大小便时间，都在脱粒机上连轴转，不停顿地脱粒。那是超常人的劳动强度，那种疲劳和折磨难以言表。过度疲劳造成的人员受伤事故频频发生，战士的手臂伸进了脱粒机，腿绞进了扬场机，鲜血淋漓，终身致残。工作最艰苦的日子是每年的立秋前夕，既要抢收早稻，又要抢种晚稻，俗称“双抢”。“双抢”正敢上酷暑季节，烈日当空，树上的知了不停地叫着，气温高达38℃　…　40℃。田里的水被晒得滚烫，每天都是超负荷劳动。收割水稻时，稻田里一点风也不透，汗水浸透了衣服，潮湿的衣服被高温烤干了，再被汗水浸透，又被烤干。到了下午，衣服上已经结满了盐霜，变得有一点硬了。一天，大家正在你追我赶收割水稻。突然，有战士远远地高声呼唤：“卫生员，三班长晕倒了。”我提着药箱匆匆忙忙跑过去，让战士们帮着把他抬到树阴下，仔细查看。身材高大微胖的三班长休克了，汗水湿透了衣服，他是中暑了。快把他的衣服解开，拿草帽为他扇风，针灸人中穴、灌“十滴水”，待他稍微苏醒了，又给他喝了一些盐开水。

“回营房休息吧！”我说。

他摇摇头：“不！轻伤不下火线。”

一个小时之后，他站立起来，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岗位，猫着腰继续娴熟地大把大把地割水稻。我远远地望着他那高大的身影，内心有些酸楚，很难说得清那时是什么感受。

“文革”、高考与我的人生转折（6）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当时的士兵每人每月伙食费元，生活十分艰苦。因为是重体力劳动，一日三餐都吃米饭。每日早餐咸菜是必备的，但总是软绵绵的有点臭味。冬春之交青黄不接，战士自己种的菜不够食用，最近的集镇……塘串河也没有蔬菜供应，连队常常以煮黄豆拌酱油佐餐。战士每月有微薄的津贴，第一年每人6元人民币，以年限递增，依次为7、8、10、15元人民币。我当兵五年，满打满算552元人民币，连队驻扎在白湖中心没有物品可买，五年兵役结束，我还结余260元人民币。潜移默化，我养成了勤俭节约的习惯。

“*”是全社会的灾难，部队也未能幸免。强调政治挂帅，每天晚上各个班都要开班会，汇报思想动态，人人都要解剖自己。干活有没有偷懒？有什么样的私心？没有私心，也要“狠斗私字一闪念”。　每个星期三政治学习雷打不动，最初几年，按照*提出的“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工夫”的方针，学习毛主席着作、毛主席语录。当水稻被病虫害侵袭时，战士们嬉笑顽皮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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