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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有文章说据刘庆棠透露，1975、1976年间，继恢复《人民电影》等五大刊物之后，又酝酿筹办全国文联、作协，内部已有安排我担任相当领导职务的考虑。江青确实有把我调到文化部的想法，只是没有正式谈过。江青说过，以后文化部应该团结浩然同志，多给予他任务，多关心、帮助他。

1976年9月，我成为毛泽东治丧委员会中唯一的文学界代表。我跟老将军杨成武一起守灵，由于大会堂空调较冷，我因年轻，守灵值班时间比老同志更长一些。我见到面有哀戚的江青，并说了一些致哀的话。

“四人帮”垮台时我正在上海出差，消息是《收获》老编辑郭卓偷偷打电话告诉我的，说北京抓了几个人，上海不能久呆，赶快回京。我胡乱猜抓了哪几个人，独独漏了王洪文。

文革后：活着与死去一纸之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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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12月，我当选为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然而1978年开会时，却被取消了代表资格。我明白风向变了，大家不欣赏我了。苦闷和寂寞成了那段生活的主要特征。有一天老朋友梁秉�到月坛北街来看我。我去书店没在家，回来时看到他，我竟握着他的手流下了眼泪，很久没有人来看我了。老梁劝慰我说，你没有害人，你可以度过这一关的。

我的确想不通，我从没整过人，大家整我干什么呢？所以那时我不去文联了，工资都让孩子们替我领。

老朋友、文学界的老战友在这时一个个地来看我。林斤澜抱着一只老母鸡，带上多年没见面的刘绍棠来给我鼓励。见到刘绍棠，我很惭愧，回想起当年批判他时自己的发言，觉得应当请求他原谅。虽然那时我只是一个无名小卒，作为群众发言说什么都无足轻重，但毕竟参与了打击他的势力。

刘绍棠非常宽容，说对于过去的时代只能让它过去。我顿时如释重负。后来林斤澜、从维熙在家请文学界的朋友们吃饭，我也去了，觉得虽然在创作上不是一个路数，共同语言不多，但面子上都过得去。

后来看到文章说，有些老作家对我有看法，不让过关，而中青年作家大概因为有些受过我的指导，为我说话。有人说我是“四人帮”的骨干，写过效忠信，后来组织上做了调查，知道我写的七八封信只是愿意去开会之类的事务性内容。

我对过去岁月的看法是，那种处境下有一度辉煌，对年轻的我来说，确实有所惬意，有所满足，但也伴随着旁人难以知道和体味的惶恐、忧患和寂寞。我赶上了那个时代，并有幸记录下了当时的情况。我对当时的创作不后悔。时代在发展，人们在变化，但是发展和变化到何种样子、何等程度，真善美、假恶丑总会有其客观标准。他们的斗争与较量，无论其胜负，人们一定会给予正义与非正义客观公正的评判。现在，这一切都成为过去，派系之争依然存在。但作家是靠作品，我认准了这一点。我才五十出头，我知道自己有能力，在这个年岁许多作家都写出了最优秀的作品，我坚信自己也行！

我立志要爬起来，要在跌倒处爬起来。作家的生命是他的作品，新的作品显示他的真实品德和新生。我相信这观点，我遵照这个观点咬牙、奋力地实践。遭难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拿出长篇小说《山水情》。作品发表后，一些同志高兴地说，看到了浩然，看到一个新姿态的浩然。

就在我自欣自慰，并准备使足劲头再往前追赶的时候，遇到一个难题，长春电影制片厂按照杂志上发表的小说《山水情》（原题《男婚女嫁》）改编的电影剧本已经开拍，书稿如果不做急件处理，就要出版在电影的后边。这是极为糟糕的一个结果！当时的形势下，哪家出版社肯把我这样一个起码属于不走红的、倒了霉的作者的稿子当“急件”发排呢？我一连在几个出版社碰了钉子，书可出，但电影必须等书发行后再公演。这苛刻的条件，我是无力办到的。

就在这种“绝难”的情况下，百花文艺出版社那位刚刚从冤假错案中解脱出来的克明同志，从我的老朋友、作家刘怀章那里听说我遇到的困难，马上请示当时的总编辑林呐同志，得到赞成的答复，他立刻派刘国玺同志专程到北京取书稿。刘国玺向我转达编辑部的决定，把《山水情》作为急件发，一定出在电影的前边。听到这个声音，我喜出望外，感激的心情，很难用语言表达。因为我清楚我当时的处境，更没忘记，我的《百花川》曾经让他们背了“黑锅”、受了株连呀！他们说，我们过去都走了弯路，我们重回正路上，共同多出好作品。你是我们的老作者，互相都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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