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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行团成员渡河

1938年4月28日，湘黔滇步行团经过六十八天的艰难跋涉，经三省会二十七县数百村庄，除乘船车外，步行二千六百馀里，终于抵达昆明。步行团在长沙时，闻一多好友杨振声曾对人说：“一多加入步行团，应该带一具棺材走。”当两人再次在昆明相逢时，闻一多笑着对好友说：“假使这次我真带了棺材，现在就可以送给你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中国文人所信奉的古训，但是这一次浸染了悲壮色彩的文人长征，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胡适曾说：“临大决迁昆明，当时是最悲壮的一件事，引得我很感动和注意：师生徒步，历六十八天之久，经整整三千馀里之旅程。后来我把这些照片放大，散布全美。这段光荣的历史，不但联大值得纪念，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值得纪念。”步行团途中用餐

“国难期间，走几千里路算不了受罪”（3）

而此次步行团的艰难旅程，对闻一多而言，也是对他心理上的一个巨大冲击，1940年，闻一多在给学生赵俪生的信中情不自禁地说：“十馀年来专攻考据，于故纸堆中生活，自料性灵已濒枯绝矣。抗战后，尤其在步行途中二月，日夕与同学少年相处，遂致童心复萌……不知者以为与曩日之教书匠判若两人，实则恢复故我耳。”

“何妨一下楼主人”（1）

到达昆明以后，“长沙临时大学”更名为“西南联合大学”。由于昆明校舍不够，联大文学院和法学院暂设在离云南四百馀里的边城蒙自（后迁回昆明）。闻一多（左）在赴云南途中1938年8月，闻一多妻子高孝贞携五个孩子及帮佣赵妈来到云南，一家人得以团聚。1939年暑假，闻一多开始了一再延迟的学术休假，全家搬迁至晋宁县。1940年6月，全家回到昆明，闻一多开始接替学术休假的朱自清任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

抗战初期，因地处边陲，远离战火，相较于北平、武汉和长沙等地，蒙自简直就是一个动荡中的桃源。对于在蒙自的环境，无论是生活环境还是学术环境，闻一多都是比较满意的。尽管此时不时传来的都是一些战局不利的消息，但此时闻一多对抗战的前途还是比较乐观，其心境也较为平和。尽管比清华园的生活要艰苦许多，但闻一多却几乎是在延续着清华园的生活状态。对闻一多而言，作为一个学者共赴国难的最好方式就是坚守自己的岗位，潜心于学术。1938年5月，闻一多在给友人张秉新的信中说：“蒙自环境不恶，书籍亦可敷用，近方整理诗经旧稿，索性积极，对国家前途只抱乐观。前方一时之挫折，不足使我气沮，因而坐废其学问上之努力也。”自从来到蒙自后，闻一多就一直埋头于古代文化典籍的研究，“除了吃饭上课之外，难得下楼一次”。闻一多在西南联大的同事郑天挺曾回忆说：“我和闻先生是邻屋，闻先生十分用功，除上课外轻易不出门。饭后大家去散步，闻先生总不去，我劝他说何妨一下楼呢，大家笑了起来，于是成了闻先生一个典故，一个雅号——‘何妨一下楼主人’，犹之古人不窥园一样，是形容他的读书专精。”后来文学院迁回到昆明，罗庸在一次学术讲演会上讲起这件事，结果“何妨一下楼主人”的雅号传遍整个校园。作为一个学者，闻一多在抗战初期并没有走上街头从事实际的社会活动，而是埋头于学术，这一行为的背后至少意味着两点：首先这种专心学术的行为是闻一多在国难时期对自己作为一个学者的生存方式的选择和坚守；其次，这种姿态也意味着闻一多对抗战前途的信心，同时也多多少少可以说明至少在此时闻一多对国民党政府还是抱有希望的，还没有彻底失望。

云南闻一多故居

生活毕竟不能高蹈于云端，日子是现实的，是关乎柴米油盐的琐碎。沉潜于学术的闻一多当然也不得不面对现实的日子，面对旷日持久的战争所带来的生活压力。自1939年开始，由于物价上涨，闻一多一家的生活开始陷入困窘之中。为了节约，家中食用的面粉不得不靠买来小麦自磨自筛，闻一多所吸的纸烟也不得不改成了自制的旱烟叶烟卷。1940年夏，闻一多结束学术休假后，全家从晋宁搬到昆明。物价进一步暴涨，闻一多一家的生活更加艰难。因币值下降，闻一多一个人的薪水难以养活八口之家，常常被逼提前支薪或向友人举债以解燃眉之急。为了维持全家人的生活，闻一多不得不开始变卖衣物，甚至好不容易从北平带出来的几部古籍他也不得不忍痛卖给了学校图书馆。把书送走时，闻一多满腹辛酸，他让馆员保管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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