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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酝酿,偶然得之
一九三六年夏,老舍辞去山东大学的教职,在青岛黄县路六号的寓所从事专业写作,直到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爆发以后离开青岛为止。据胡洁青先生回忆:这一年,是他前半生中最安静,同时也是最紧张的一年。说安静,是指他在这一年里没有别的任何职务或头衔,心无二用地闭门写作;说紧张,是因为他在这一年里发表的作品非常之多。(注:见胡洁青:《重访老舍在山东的旧居》,《文史哲》1981年第4期。)就是在这一年里,老舍完成了名著《骆驼祥子》的写作。
关于《骆驼祥子》成书的具体过程,胡洁青先生说过如下的话:
……这所房子(指黄县路六号寓所——引者)在老舍的创作生涯中有着不一般的意义。……他的《骆驼祥子》从开始构思到最后写完,都是在这里。具体来说,最初的创作冲动是在那间客厅里闲谈中出现的。我记得,当时的所谓客厅,布置得极为简单:南窗下摆了一些花草,西墙上挂了一点字画,余外就是数把藤椅和一两个茶几。东西不多,倒也窗明几净,朋友们常来这里扯闲篇儿。一九三六年的春天,山大的一位教授来我们家聊天,说起北平有个洋车夫一辈子都想拉上自己的车,三起三落,末了还是受穷;还说起什么车夫也被“丘八”抓了去,结果偷出来三匹骆驼,等等。老舍听后就笑着说:“这可以写一篇小说。”当时,我还以为这是一句随口而出的玩笑话呢,结果他真干起来了。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入迷似的收集材料,作创作前的准备。整部《骆驼样子》的写作,是在他书房的东窗下完成的。(注:《重访老舍在山东的旧居》。)
胡洁青先生讲的老舍“入迷似的收集材料”,其中就包括老舍曾经写信给齐铁恨先生打听骆驼的生活习性。因为齐铁恨先生生长在北平的西山,山下有多家养骆驼的。他要把“车夫与骆驼”作为“骆驼祥子的故事的心核”,(注:《我怎样写〈骆驼祥子〉》,《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不了解骆驼的习性,是很难下笔的。他接到齐铁恨先生回信,发现如果以骆驼为主写这部小说,自己所得到的一些材料不足调用,为了补足这一点,恐怕必须到“口外”去一趟,看看草原与骆驼的情景了。而这在当时无论从那方面讲都是不可能的。于是他决定以车夫为主,这样无须到口外去,随时随处可以观察。
应该说,对洋车夫(也包括城市底层的劳动人民)的“随时随处”的观察,老舍从很早就开始了;而且,这种“观察”异常深入。他以“感同身受”的态度,在同这些受苦人的亲切来往中理解了他们的“心态”。他说:
我自己是寒苦出身,所以对苦人有很深的同情。我的职业虽然使我老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转,可是我的朋友并不都是教授与学者。打拳的,卖唱的,洋车夫,也是我的朋友。与苦人们来往,我并不只和他们坐坐茶馆,偷偷的把他们的动作与谈论用小本儿记下来。我没作过那样的事。反之,在我与他们来往的时候,我并没有“处心积虑”的要观察什么的念头,而只是要交朋友。他们帮我的忙,我也帮他们的忙;他们来给我祝寿,我也去给他们贺喜,当他们生娃娃或要娶媳妇的时节。这样,我理会了他们的心态,而不是仅仅知道他们的生活状况。我所写的并不是他们里的任何一位,而是从他们之中,通过我的想象与组织,产生的某一种新事或某一个新人。(注:《老舍选集·自序》。)
在《三年写作自述》中,他说:“积了十几年对洋车夫的生活的观察,我才写出《骆驼祥子》啊——而且又是那么简陋寒酸哪!”后一句话使我们感到他的自我苛责的严肃作风,前一句道出了他的创作上的甘苦。他是用全部心血来进行创作的。
我们知道,在老舍的创作历程上,他很早就开始接触人力车夫生活遭遇的题材了。在《柳家大院》里,他表现了洋车夫非人的生活环境,在《也是三角》中,他描述了洋车夫贫病交加的悲苦境遇,在《哀启》中,他写出了洋车夫反抗意识的增长。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生老病死,他们的悲欢离合,他们的永远是被压榨的命运,曾经长久地激动着老舍的思绪。他的《骆驼样子》中之所以贯注着那么深沉的感情,有着那么结实的描写,和他在创作上同这种题材反复地不断地接触,也是有一定关系的。
如果说,在上述短篇中,由于篇幅的限制,这些人力车夫的形象还都只是剪影式的,那么,《骆驼祥子》则是关于一个车夫的一生浮沉的命运的全面描述了。不仅如此,老舍认为,他“所要观察的不仅是车夫的一点点的浮现在衣冠上的、表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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