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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侄子孝文帝留下来的庞大帝国官僚层，不可能全部换掉，还得靠他们干活，那么朱棣是很不放心的，他只能重用伺候的自己的阉奴们，如此他才放心一些。因为太监是给自己端茶、送饭、倒马桶出来的，能有什么气节可言？无非是皇帝身旁的一条狗。

狗是自己豢养长大的，总比地里耕田的牛、路上拉货的驴更好使。

成祖朱棣一朝，最有名的太监是那位七下西洋的郑和。《明通鉴》说：“建文帝之出亡也，有言其在海外者，上命和踪迹之，且借以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原来是为了寻找那位还没死去的孝文帝。孝文帝仁厚，在士人中声誉很好。这样诡秘的事，他能让那些文武大臣去办吗？没准那些人心中对孝文帝还抱以同情，那么只能派自己的心腹太监了。成祖朝同郑和齐名的还有一位出使西域的太监侯显。

永乐三年（1405年），朱棣又派太监山寿率军出云州——太监统军，自唐代鱼朝恩开始，到明代成了常例。《明通鉴》写道：“自上（成祖）即位后，中官出使，岁以为常，此又典兵之始云。”宦官，在政府的官员序列中，没他的位置，无论统兵还是治民，只能从行伍或科举中选拔，可是宦官一旦成为皇帝的私人代表，那么就不在乎“名不正言不顺”了。皇帝既然让他干，那他就什么都可以干。既然可以出使外藩，统帅军队，那么开矿牟利、监造工程、管理东厂、西厂的特务组织，还有什么干不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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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不重用太监还能重用谁（2）

皇帝一开始重用太监，往往是办一些不好摆在桌面上的事情。那些朝廷法度规定的事情，如平叛御敌，如管理百姓等等，可以让文武官员去干，可是去找皇帝私人的死对头，去帮皇帝个人聚敛财富，去监视手握重兵的将帅，或者替皇帝到某个青楼里找个美女，只能派和自己朝夕相处过的太监。一个超大规模的集团公司，其分支机构很多，那些常驻在外地的分公司、办事处经理，一年才回总部述职一次。董事长总是担心这些人私下里把公司的财富据为己有，表面上他还得依靠这些人开拓市场，可私下里他更相信自己的秘书和司机，找个机会便让秘书下去巡查分公司的经营情况。而替董事长办一些需要保密的个人事情不能让职能部门的人去干，只能靠秘书或司机代劳。

太监之祸，这些皇帝不是不知道。但有一条，太监哪怕再无耻，再没有气节，首先他没有子女，他可能假借皇帝作威作福，贪污腐化，可这种行为对皇帝来说是“小节”，有时皇帝还担心手下的人太有操守了，不贪金钱可能所图者大，这么多官员，保不定有想做皇帝的，这些人做了皇帝能传之子孙。——因此有比太监更大的诱惑。

而太监再折腾又能折腾到哪里去？而且如朱棣这样的马上皇帝，相信自己能控制住太监。永乐一朝，太监虽然有权，但不能为乱。——重用太监而不乱的前提是：皇帝必须能干、果断、勤勉。碰上了熹宗这种只会做木匠活而不理朝政的荒唐皇帝，这就靠不住了，从小伴他长大的太监魏忠贤要揽权就很容易了。朱元璋以为太监没文化，就不能乱政。错了，他自己没多少文化不照样做了皇帝吗？魏忠贤识字不多，照样能做秉笔太监，有了权力，识字不识字不是顶重要的事情。

宣宗一朝号称明之盛世，可宣宗朝太监之祸也很厉害。宣德六年（1431年），宣宗诛杀太监袁琦，并将他的同党十几人一起处死。这袁琦自幼伺候宣宗，感情不可谓不深，但他仰仗恩宠肆意妄为，派宫廷里的内侍，以采办为名，到处掠夺官府和民间的财富，搞得天怒人怨。这宣宗算个明白人，不杀袁琦这民怨难平。可等杀了袁琦不久，又赐予司礼太监金瑛、范洪免死，诏书极尽褒美之词。为什么宣宗要搞这样的两手呢？史书里讲：“上即罪琦等，以此示赏罚之公。于是中官之宠任者如故。”也就是说，皇帝没办法离开这些可以替他办私事的亲信太监，他杀了袁琦只是这个太监太过分了。那么这样一手硬一手软，自然使后面的太监琢磨，如何能避免袁琦那样招杀身之祸，而如金瑛等人那样，搞到皇帝的免死诏书。这样的话，杀死再多的乱政太监，也很难避免太监继续乱政。

许多皇朝便重复了重用太监——诛杀这些太监——再重用另一拨太监的恶性循环，直到亡国。皇帝何尝不知道用太监如饮鸩止渴，但他不重用太监能重用谁？重用别人他更不放心。

刘瑾当权时的监察官员（1）

正德皇帝明武宗登基后，权柄操于大太监刘瑾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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