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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句话是战争年代说的,他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一个没有文化的教育机制,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可以说:一个没有文化的教育机制,就是一个愚蠢的机制。单是愚蠢,没关系,问题是它非常奏效,非常有活力,它聪明极了,它想出千奇百怪的试题考学生!
熊丙奇教育今天出了这么多的问题,难道管教育的就一点没有意识,还认为自己很成功?近年来,在谈到教育发展时,教育主管与高校,往往都说成绩是主要的,问题是次要的,是发展中的问题。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我们的高等教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并可以拿出很多证明“教育繁荣”的数据和事例。比如说高校的合并,很多学校原来是条块分割、各自为政,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现象严重,现在经过调整、合并、合作、共建,“管理体制已经理顺”,“规模效应已经显现”。包括你现在所在的清华大学,就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和清华一起合并的结果。还比如说,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达到2000万在校生规模,毛入学率近20%,这为多少学生创造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因此,可能有很多人并不赞同教育现状一塌糊涂的评价。
陈丹青我们都在说一切问题来自体制,但在现实中,体制变成每所学校、每个人身上的体制。我们的每一举动,直接体现为体制。每次我填表,我就想,此刻我就是体制!
体制最大的问题,就是当它出了问题,它自己恐怕也拿它没有办法。两个月来,教育当局没有人出来辩护或解释教育政策,没有人出来批评我的意见,指出其中的错误。我愿意相信,管理大学的领导层都知道发生了问题。徐友渔点出了根本:他所见识的学校领导,都对教育界的种种弊端了如指掌,私下批评起来,“鞭辟入里”。
其实,看到了,或者没看到,都没关系,就怕不愿意看到,不愿意承认他所看到的。
我相信在当政的位置上,也着急的,怎么把教育搞好?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我的底线是不愿怀疑当局对教育所做的努力,因为我不相信会有任何一个高层领导存心要把教育搞坏。
熊丙奇我曾经问一位小学校长,我们的小学生现在为什么学得这么难?这么累?为什么要做那些稀奇古怪的怪题、难题?他说,只有让孩子见惯了各种题型,才可能确保考出好的成绩。他说,我们也知道这不对,可是这种情况至少在几年时间内不可能有任何改变,上级部门考核我们的是什么,社会考核我们的是什么?是升入好学校的比例,是参加统一测试的成绩,我们只能用这种方法来考核老师。老师的本事,就是教出高分来,否则你就不是好老师。
作者补记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徐友渔在《看陈丹青愤怒拷问中国研究生招生体制》一文中说,陈丹青痛切指出的弊病并不是要有多高明的洞察力才能发现,要有多大的胆量才能说出的,他的同事在私下里同意他的意见,不过,每当他在会议上发言完毕,周围便一片沉默,或者话题随即转换。没有一位领导对他的直言予以制止和批评,个别领导还会鼓励他把想法讲出来。但显而易见,可能不会有领导和他站在一起,为改变现存的不合理状况而斗争。这实在是我们面临的悲剧,对我们的生命,对我们的事业最大、最深远的悲剧。(《看陈丹青愤怒拷问中国研究生招生体制》,徐有渔,《新京报》,2005年3月25日。)
第11节:一级行政机构
熊丙奇高校合并本就是行政管理的结果,合并也自然成为一种政绩。大学其实成了一级政府,学校也就是官场。
陈丹青是的,但我不怀疑这代领导人改善教育的迫切愿望,想把教育搞好。在经济领域,在外交领域,我们都可以看到非常成功的措施。但是办教育是另外一回事。
原因4:大学,一级行政机构
行政规律代替了学术规律。从校长到处长、科长,到院长、系主任,一级管一级,行政权力占主导地位,取代了学术权力。大学教授没有治学权,没有治校权。这难以造就教育家,只能造就政治家、行政长官。
一年多来,李教授一直气不顺。作为海归,他第一次去见校长,就让他等了两个多小时,校长约见他的时间一再被推后,要他耐心等待。事后,他知道,校长正在接待一个上级部门的科级干部,商谈一些重要事情。
他怎么也不明白,自己怎么会是这种地位,事先约好的事会被硬生生地推后。对方不就是一个科长么!
今年,他终于明白了这个道理,他也理解了校长大人的苦衷。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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