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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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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近代社会转型史上,无足称道。重弹“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之类乌托邦老调的《天朝田亩制度》,了无新意,至于那些“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的拜上帝理论,则更荒谬不值一提了。

太平天囯最大的历史作用,在于削弱了朝廷控制南方的能力,从而使一批南方汉族官员——曾国藩、李鸿章、刘坤一等人,得以脱颖而出,登上舞台,成为领导洋务新政的中坚力量,为中国的现代工业奠定基础,创造了一个“同治中兴”的局面;在后来的义和团之乱中,如果不是他们的“东南互保”,中国很可能陷入全面的对外战争中,结局必然更加惨烈。如果没有他们的扶持,中国的绅商阶层,将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迅速崛起,形成一股新的政治力量。没有绅商这股政治力量,也就没有清末新政和立宪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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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大国的迷失(6)

同样地,如果没有太平天囯,就不会有湘军,也就不会出现战后由于遣散湘军,会党如水银泻地一般,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尤其是渗入到新军中的情形。南方会党势力,在清末极度膨胀,与此不无关系。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因为有了太平天囯,有了湘军的哥老会,所以才有后来以会党为主力的辛亥革命。

由于科举废除,大批知识分子仕途无望,转而加入军队。会党与知识分子,这两股截然不同的力量,居然在新军中“会师”了。在知识分子的改造下,会党得以向更高的境界开拓与伸展,其后成为辛亥革命的主力之一。江湖终于与庙堂合流。呜呼,虽曰人事,岂非天意哉! 孙文的政治理想是驱除鞑虏,成立“合众政府”。但他所依靠的力量,却是“忠心一点扶明主,个个封侯列国公”的洪门天地会、三合会一类江湖组织。自从南方出了一个洪秀全以后,郑观应、容闳、康有为、梁启超、孙文、黄兴、宋教仁接踵而起,历时近一个世纪的南北对抗,把中国带进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里,中国人头一次听说天地间有一样东西叫“民主”。

号称“政治革命运动”的YOUNG CHINA PARTY在中国崛起,乃是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当时有人把它译作“少年中国党”,有人把它译作“兴中会”。两个名字的异同,无人考究。但从字面上看,前者有政党色彩,后者则仍未脱秘密帮会的窠臼——也许,这更符合创始者孙文等人的初衷。

最后名垂青史的,是兴中会,而非少年中国党。这虽然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几乎无人在意,历史学家也没有觉察二者的区别,但中国的悲剧,由此可见端倪。

1894年,孙文在檀香山组织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政治目标。在286名兴中会会员中,有271个广东人。 当时华侨对孙文的主张,反应冷淡,“劝者谆谆,听者终归藐藐,其欢迎革命主义者,每埠不过数人或数十人而已。” ——读医出身的孙文,还没学会“革命”二字,他只是说“作反”而已。华侨们一听“作反”,马上关门上闩,掩耳掉头而走。

在国内,孙文的“合众政府”理想,同样处处碰壁,几被视为毒蛇猛兽。他也只能凭借桃园义气、瓦岗威风的江湖势力。离开了会党,寸步难行。因此,兴中会成员几乎个个都是天地会红花亭的座上客,或者本身就已经是入了圈,滴过血的会党分子。孙文在香港设立专门招待会党的机关,并派人到长江流域联系会党。“于是乃有长江会党及两广、福建会党并合于兴中会之事也。”

清代广东珠三角、肇庆、韶州地区是天地会、添弟会、三合会、隆兴会、卧龙会的天下,惠州、潮州地区是合义会、天地会、牛头会、添弟会、三点会、双刀会的地盘,共计有21路英雄好汉。1899年,兴中会、哥老会和三合会首领在香港成立兴汉会,孙文被推为总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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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大国的迷失(7)

1900年7月,北方大乱,义和团围攻各国使馆,联军进攻北京,首都旦夕不保。孙文认为时机至矣,策划在粤东举义,他在台湾说服日本总督支持。日本的向背,似乎成了革命成败的关键所在。孙文后来承认:“本人之事业系于日本,日本既不能主动占居主导地位,则本人之事业即将无可作为。”

负责在粤东召集人马的是一位南洋的江湖大老,他一声令下,六百多名会党分子(以新安县的绿林好汉为主,还有一部分是来自嘉应的三合会会员),便应声而来,在三洲田扯旗举事。当时南方遍地伏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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