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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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珍对这一名医论断作了透彻的解说,指出平常的麦门冬,为何能有此奇效
呢?“盖有君而有使也。若有君无使,是独引无功矣。”(《麦门冬·发明》
校点本第二册,第1034 页)李时珍从麦门冬用地黄为使疗效显著的事例,加
上自己平时积累的实践经验,进一步概括出:有君有使,奇效无比;“有君
无使,独行无功”的普遍原则。这是李时珍知行结合,发展医药理论的又一
印证。
李时珍列举许多常见药物以阐明“随佐使而见功”的配伍原则。他在《芍
药·气味》中说:芍药“同白术补脾,同芎��垢危��瞬尾蛊���惫椴�
血,以酒炒补阴,同甘草止腹痛,同黄连止泻利,同防风防痘疹,同姜、枣
温经散湿。”(校点本第二册,第850 页)在《黄芩·气味》中阐明黄芩异
佐则异效说:“得酒,上行;得猪胆汁,除肝胆火;得柴胡,退寒热;得芍
药,治下痢;得桑白皮,泻肺火;得白术,安胎。”(校点本第二册,第780
页)
李时珍根据药物“随佐使而见功”的基本原则,分析了桔皮的特点,指
出“其治百病,总是取其理气燥湿之功。同补药则补,同泻药则泻,同升药
则升,同降药则降。但随所配而补泻升降也。”(《桔皮·发明》校点
本第三册,第1788 页)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对许多常见的药物,如紫
苏、升麻、香附、大黄、仙鹤草等等,都——分析了它们“异佐殊功”的情
况。
总之,正如李时珍指出的,一般说来,“酸咸无升,甘辛无降”,“其
性然也”。但是,人们对于药物的性味变化,并不是无能为力的,可以发挥
主观能动作用,根据辨证论治的需要,在一定条件下,改变药性,升者可以
引之而降,降者可以引之而升。故曰:“升降在物亦在人也。”(校点本第
一册,第73 页)李时珍在实践中认识了药性变化的奥妙,不愧为医中之圣。
《本草纲目》正是这种理论同实践结合的典范。
第十一章 唯物主义自然哲学
李时珍的成长过程中,所受哲学教育是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传统哲学
思想。他用古代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作为自己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基本思
想武器。《本草纲目》的字里行间,闪耀着古代自然哲学的思想光芒。李时
珍从墨子、荀子、王充、刘禹锡、柳宗元、张载等思想家的著作中,学习朴
素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用以批判有关医学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谬论,扫
除科学研究中的思想障碍。
李时珍生活的年代,以王阳明为代表的主观唯物主义心学统治着思想
界。不少人醉心于“致良知”、“心即理”、“知行合一”等性理空谈,成
天讲的是所谓“惟精惟一”之道,而置社会实际于脑后。李时珍没有被那种
唯心主义空谈所迷惑,一心务实,从一草一木的认识开始。他肯定宇宙万物
都独立于人们的意识之外而存在。他坚持中国传统哲学的气一元论,认为太
初只是一气,由气化生万物,人也由气所化生。人们之所以生病,并非鬼神
作祟,而是由于客观存在的“邪气”干扰了人们的生理机能的正常作用。治
病的目的就在于培植人体的正气,抗击邪气的侵扰,使人体生理机能恢复正
常的平衡状态。
他认为各种动物、植物,乃至金石等物,无一不是气化的产物。由于各
种动植物,得气有良和不良,故有的有毒,有的无毒,研究本草就是要分其
品类,知其良毒。各种药物虽是一气所生,有着物质的统一性,也存在着千
差万别的差别性。各种药物既相互依存,又彼此制约。人们的研究工作,就
是要发现它们的性能及其相互依存与制约的关系。掌握其客观规律,乃可得
其利而远其害。
万物是客观存在的,又可以为人所利用,但只有充分认识它们的相互关
系,掌握其内在规律性,才能改造它们。对药物来说,只有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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