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部分 (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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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怀疑，新书的出版能否对此有所帮助。　我的思想是很动力学的，我相信自己也就在这种动力性中。　然而，人们理解静力学思想比较容易。　我的系统推论自己思想的能力比较差，这妨碍了对我的客体化的中心哲学思想（它与我的存在主义体验相联系）的理解。　在我这里能找到与当代某些哲学家，例如，舍勒、柏格森、雅斯贝斯，特别是伯麦的联系点，按哲学的形式来说我与巴德尔有亲缘关系，虽然我和许多人都有分歧。我与基尔克果认识的很晚，只是在一点上与我们相像，

①这本书已经写完并在构思新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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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重的年代（１９４９—１９４６年的补充３６３

即主张个体的反对一般的，在其他方面我们简直是敌对的。无论何时，无论对谁，我都没有感到真正的同源，虽然经常在寻找并且准备对此加以夸张（我现在想到的是Ｊ。伯麦）。有时我对自己提出问题：我对未来的一代能有完全的了解吗？

我是一定时代的人，体验着一定时代的矛盾和斗争，同时又与时代对立而面向未来。　人在自身中承负着特殊的世界，很难被其他人所了解。　对人来说，这些不同的人的世界的全部交往是可能并需要努力的。　尽管我的思想足够丰富，但并没有很清晰地解决这个问题。　有时感到我的人的世界与其他人的人的世界并不相像，我的上帝和其他人的上帝并不相像。　总的说，最能理解的，是最陈腐的，消却了个体性、抽象的——一般的东西。　需要致力的伟大任务是把共性、一般放到最个体化的、原本的、唯一的东西中去理解。　这是那被称作存在主义哲学（它越出了一般解释的、客体化的、社会化的认识的界限）的困难任务。　还有，我的最后的最重要的体验，很多人应当发现但在任何自传里都不可能描述的，这就是死亡的体验。　我的书就在这种思考中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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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１９４７年的补充

１９４７年是我因俄国而备受折磨的一年。我与苏俄的关系是真正的悲剧，并且人们不好理解。我感到非常沉重的失望。在英雄的斗争之后，苏俄所产生的进程远不是人们所指望的。自由没有增加，反而更少了。　阿赫马托娃事件和左琴科事件令人产生了非常沉重的印象。　辩证唯物主义依然是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世界观。　在任何情况下，共产党的统治集团都用它的标准校正杂志和报纸。　杂志使人感到非常艰难。　对东正教会的态度有了根本的改变，几乎给它提供了特权的地位。　但是，教会生活的范围是受限制的，而且教会的自由并不意味着思想的自由。　在俄国，宗教运动有无可怀疑的增长，在俄国人民中基督教信仰是很强的。　由于革命与战争所经历的体验，在俄国人民内部产生了很重要的精神过程，这个过程还不能自我揭示出来。但它使我不安和痛苦，在官方教会中，在高等的教会等级制中具有保守的方向，具有恢复到１６和１７世纪的期望。　基督教被理解为拯救个人以达永恒生命的独特的宗教。　俄罗斯关于社会的和宇宙的改造的宗教思想，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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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重的年代（１９４９—１９４６年的补充５６３

基督教的新的创造时代的宗教思想的课题是没有的。　这种教会的保守方向正是苏维埃政权所鼓励的。　民族感情的增长可能是得到赞许的。　但是，存在着民族主义的危险，而民族主义会代替俄罗斯的普济主义和俄罗斯在世界上的使命。同样，全面发展中央集权的国家主义也使人厌恶。　与此相联系，最使我苦恼的是最后两年里在侨民中形成的方向，一切都主要由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决定，或者是百分之百地无条件地接受它，或者是敌视它，排斥革命后俄国的一切。　然而，对俄罗斯人民的态度，对革命在人民的历史命运中的意义的态度，对苏维埃制度的态度，和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对国家政权的态度并不能等同起来。　我可以承认革命和革命的社会成果的积极意义，可以在苏维埃原则本身中看到很多肯定的东西，可以相信俄罗斯民族的伟大群众，同时，对现实的苏维埃政权我又可以作很多的批判，对意识形态的专政我可以是不可调和的敌人。　我像以前一样，在侨民中是很孤独的人。　当正统的东正教决定把自己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建立于这样的基本原则，即“如果不是由于上帝，那么也就没有政权”之上时，使我特别地厌恶。　帕夫尔的话有着历史的意义，而没有宗教的意义。　这些话是教会被奴役、奴颜婢膝的根源。　我对在苏俄产生的很多事物（我很好地了解其中所有丑陋的东西）持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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