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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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则无可怀疑也。因此，在目前颇为风云一时的政治家，或不能及身而见之。但诸公应知其‘存在’，为子孙万代的福祉，因势而利导之，才是正途。孟夫子曰，‘有智不如乘势’，斯之谓也。对目前在两岸，摩拳擦掌的青壮年候补道们，让老朽也掉句古文曰‘戒急用忍’。因为小不忍，则乱大谋；一失足便成千古恨。民初的袁世凯，国民党的汪精卫，和近在眼前的柯林顿大总统，都是前车之鉴，不可不慎也。

历史史实与历史哲学

关于近代中国历史的转型，笔者在不同的拙著裹，已反反覆覆的不知说过多少遍了。此处还要啰啰嗦嗦说个不停，何也？其原因盖有二端：第一便是，历史哲学离开历史事实便是空话。笔者在不同的拙著里，虽已说了一些‘转型’的理论，而辛亥革命前后，正是这个帝制‘转’向民冶的分水岭。我们在叙述这段历史的时候，最好能把上述这套理论，再适时提出，与史实配合来讨论一番，好让读者评之，看看是否有若干道理存乎其间。是则是之，非则非之。作者虽固陋，然平生读圣贤书，闻善言则拜也。

第二，历史事实如果没个足以解释它的历史哲学，来加以说明，那这个故事，也就只是一篇‘官场现形记’而已。但是历史哲学可不是一些善于幻想的所谓‘思想家’，坐在菩提树下，或皮椅沙发之上幻想出来的。它是从数十年、数百年，乃至数千年，世界各民族所累积起来的历史发展的史实，审查充分的可信的史料（　data　）。加以概念化（　conceptualization　），而逐建推演出来的结论，用来解释相关的历史。也就是中国传统史家（如刘知几），所谓史识（史释）的现代化、科学化和民主化。写历史的人如果忽略了这一概念化的过程，那就失去我们写历史的意义了。上面啰啰嗦嗦说了一大堆‘哲学’，无非是想阐明袁世凯为何忽然心血来潮，要做起皇帝来？皇帝未做成，而又失败得那么窝囊？

不特此也，孙中山先生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可算是最受崇拜的民主哲人了。可是他在这个时代，也不再搞甚么代议政府了，他坚持要毁党造党，由他自己来做个具有绝对专制权力的党魁。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凡此我们都需要点哲学来辅助说明之。而中山搞独裁和老袁做皇帝这故事，也最足阐释这项理论，故不惮烦而一再申述之也。笔者附注曰：在二十世纪末期，治民国通史，自信最大，也确是一时权威的学派，莫过于已故汉学大师费正清所领导的剑桥派所编撰的‘剑桥中国通史’（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了。这部巨著中的卷十二和十三专论‘中华民国’的两厚册，所犯就是这个毛病。费氏和他所领导的班子，也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一样，以西学士的一偏之见，强加于中国。至于近代中国史便是一部，一转百转的，需时两百年始能完工的，社会政治转型史，则非费公生前之所知也。因此剑桥史所费的功力不为不大；财力不为不多，然全书评头论足，因小失大，终未升堂入室也。

共和政体　不合国情

袁老四先做总统做得很起劲，并发誓要帝制永不再现于中国。何以口沫未干，立刻就违誓要做皇帝呢？这虽然是他个人野心的终于现形（所有反袁史家都如是说），其实他也是经过一整年的亲身经验，确实也体会到，共和国体，不适合中国国情，这虽是借口，也未始不是事实。他对共和国体的确是失去了信心，因此才要开倒车，搞独裁、做皇帝。这固然是他自己糊涂，那也是他身边一些颇负时誉的策士，在全国充满民怨民愤的气氛之下，把他推下水的。这也是事实。

试问那时的中国老百姓，又‘怨’些啥子？‘愤’些啥子呢？很简单─日子过不下去嘛！本来嘛，如今鞑虏既经驱除；民国也已建立，大家想过点美国式的好日子嘛。【笔者附注：抗战后的‘民心’，也是如此呢。事实上呢？民国却被一些小官僚、小政客、小军阀、小党人闹得乌烟瘴气。。闹得民国不如大清。在上篇拙作里，我们曾提到宋教仁对民国政府的剧烈抨击。细玩其言，可说句句中肯。但是这个政府恶劣。社会崩溃的形成，是谁之过欤？帐不能都记在老袁一个人的头上。政党和政客各为私利，闹得纷纷攘攘，也太不成话（请看八十年后的台湾政坛）。因此那时全国舆论似有共识（　national　conccnsus　）：共和政体不合国情。【见上篇所选当时各报的专栏报导。】

‘非继承式独裁’无法接班

当时不但袁世凯这么想；孙中山也是如是想嘛。袁公认为共和搞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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