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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勒掀起的这股追求效率的风潮，在弗兰克·吉尔布勒斯（Frank　Gilbreth）的生活和工作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此人是泰勒的早期崇拜者之一，曾经在砌砖工作上有过突破性的科学发现。吉尔布勒斯的工作受到《科学管理原则》一书热情洋溢的称赞。他和他的太太莉莲·吉尔布勒斯（Lillian　Gilbreth，工业心理学的创始人），决定按照泰勒的原则抚养他们俩的12位子女，以此报答泰勒的知遇之恩。他们的2位子女在小说《儿女一箩筐》（Cheaper　By　The　Dozen）中，以令人陶醉的笔触记录下了这种抚育方式的成果（这本小说后来还被改编成电影，而且不止一部）。在此书中，读者可以了解父亲为了用最富效率的方式抚养子女，而采用的种种不同的策略，例如，用一种特别的哨声召集紧急家庭会议；采用心理试验的方式赠送礼物等。对烦恼不断的父母们来说，这本书也提供了一些自助性的方法，例如，爸爸发现，双手使用剃刀刮胡子，可以将早上修整仪容的时间缩短44秒。然而，他最终放弃了这种方式，因为经过计算之后发现，要包扎由此导致的脸上的伤口又添加了整整2分钟。

泰勒与荒诞的生铁轶事（6）

事实证明，两位在1908年5月第一次去栗子山“朝圣”的人士，成为泰勒科学管理思想最重要的听众中的代表性人物。已经是泰勒拥趸的*·萨宾（Wallace　Sabine），时任哈佛大学新成立的应用科学研究生院院长。同他一道去的是艾德文·盖伊（Edwin　Gay），这位瘦长结实、精力充沛的经济学教授，刚刚接受建立哈佛大学商学院之责——这将是美国专门面向研究生的第一所这样的学院。泰勒所讲述的生铁故事以及其他有关科学管理的言论，似乎正是这两位哈佛人想要听到的东西。

哈佛和其他大学对于商业教育学科的浓厚兴趣，是19世纪最后几十年大规模工业化和企业合并浪潮必然导致的一种后果。创建了巨型新企业的“强盗式资本家”们——例如，一向以无知为傲的铁路巨头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Cornelius　Vanderbilt）、自学成才的钢铁巨人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可以对学术研究嗤之以鼻（正如泰勒自己起初的态度一样）。但是，他们建立的大型组织却没有这种资本。在一家大型公司中，成功不只是依靠鼓风炉冒出大量烟尘就可获取。商业是一种带有官僚制度特点的职业，就如同所有的此类职业，它不可避免地显露出一种对于头衔和学位的偏好。大约就是在这个时候，类似哈佛这样的大学正在争论是否有必要为外交官和公务员设立专门的学位。

这就自然而然地引发出这样一个问题：应不应该设立一种专门的商业管理学位为学生的职业生涯做好准备？美国大学，多少有点受到普鲁士建立培养军国主义国家管理者学校的启发，着手进行一项试验（据称，这项试验至今还未得出结论）。1881年，约瑟夫·沃顿（Joseph　Wharton）提供资金，筹建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沃顿学院，这是美国大学中的第一所商学院。1900年，达特茅斯（Dartmouth）紧随其后，建立了艾摩塔克商学院。在随后的20年中，又有十几所大学加入了这一阵营。

然而，到了1908年，商学院试验的前景看起来一片黑暗。哈佛大学在没有解决好传授内容的情况下，就决定提供MBA学位，这绝对是一个恶劣的兆头。一方面，学校当局十分厌恶在校园内创建一所庸俗的职业学校的想法，打起了退堂鼓；另一方面，工商界认为这种花哨的学位并无存在的必要，盖伊深陷其中，进退维谷。“我不断被商人们告知，我们没有能力传授为商之道，”在一封给经济学家同僚的信中，盖伊恼怒地写道。带着这种对于商学院课程的迫切需要，他来到了栗子山。

就座在泰勒家的壁炉旁，盖伊听到了他梦寐以求的答案，“我确信，在商业技能中，存在着一种科学的方法，这种方法是商业的根基，”盖伊后来对他的经济学家朋友这样说道：“这种科学方法目前几乎不存在……但是，我很高兴送你一篇泰勒先生撰写的文章。”科学管理思想是一种理想的结合体，它不仅可以带来学术上的声望—毕竟，它是一门科学，而且还可以提供职业满足感，它似乎传授的是实用性技能，比如如何管理生铁生意。

在一番甜言蜜语之后（泰勒本就是一名哈佛大学的辍学生，他也曾经认为学习花哨的学位毫无用处），科学管理之父终于被说服支持一项计划，即将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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