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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采办的范围十分广泛，其危害性之大，比岁办有过之而无不及。成化以后，购书采药的宦官，不断前往江南。江南巡抚王恕在奏疏中，曾揭露太监王敬及段英骚扰江南的罪行：

王敬动以朝廷为名，需索银两，无有纪极，东南骚然，民不堪命。王敬方来，太监段英又至，造办药料冰梅，苏、松、常三府已办与价银六千两，镇江、太平、池州、宁国、安庆、徽州、广德七府州与银一千五百余两，又发钞四百块，于松江府索银二千两。王敬发盐一万五千五百引与宁国等府，逼银二万二千五百两。……至苏、常等府刑驱势逼，索取官民银三万六千余两。其在江浙二布政司并南京沿途索要官民金银，不知又有几千万数。［15］

王敬还和奸徒王臣勾结，“采药江南，横索货宝，痛箠吏民，吴越大被其害”。［16］而据祝允明记载，王敬、王臣在“苏、杭，科需尤甚”，公然“信意出一币，录市人姓名，刮取金宝，人无得免。或挈室而窜，白日闭户。途路行人，妄传其徒将来，则市人空肆而匿。东南骚然，有类大变。郡县无如之何，亦或闭门不敢治事”。［17］如此横行无忌，对江南经济与社会秩序的破坏，是很严重的。

2。征商税从总的方面来看，明朝对商人的政策，仍是中国封建社会“重农抑商”的传统国策。宦官控制了税务机构后，商税多如牛毛。万历时，叶永盛在奏疏中对宦官在江南的滥增商税作过猛烈的抨击：

中使狼戾，棍党横行……江浙之间，不胜其扰。……夫江南诸府县，虽深山穷谷，何处无河，何处无水道？虽穷乡僻坞，亦何处无土著，何处无交易？今不论内外，尽欲责令官兵搜刮隐税，此说一行，将举留都之府县，举各府县之河埠，细及米盐鸡豕，粗及柴炭蔬果之类，一买一卖，无物不税，无处不税，无人不税，自是县无宁村，村无宁家，内外骚动，贫富并扰，流毒播虐，宁有纪极，此开辟以来所未有之暴也！……中官藉此辈（按：指“无赖武弁郑一麒、马承恩、韩文盛等”）为爪牙，此辈又藉各土棍为羽翼。凡十室之村，三家之屋，有土著即有土棍，有土棍即有藉土商名色以吞噬乡曲者，是枭獍连袂，而戎莽接踵也，民尚得安枕而卧者！……在皇上之意，以为征商税，乃所以苏小民，不知奏内土著、土商，正所谓小民，民与商其实无两。……而况上取一，下取二，官取一，群棍又取二，利则归下，怨则归上……人穷则乱，恐斩竿揭木之变，不旋踵起也。［18］

透过叶永盛的大声疾呼，我们不难看出宦官不仅与地方官朋比为奸，而且以各地的土棍即地痞为羽翼，结成毒网，逞凶肆虐于江南的江河水道之上，商人阶层，民怨沸腾。商人从苏州贩运货物去四川，沿途“无不有征，一舟而经三十余关，一货而抽三十余次，商人不惟靳其息利，且折其母钱”，其结果，只能是“咸疾首而不乐江湖，吞声而不通货贿”。［19］这对商业的发展，不能不是严重的摧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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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节：明代宦官与江南经济（3）

3。征派宦官在江南地区的征派，名目繁多。如“苏、松、常、嘉、湖五府，正德年间以内府新添小火者5031名，岁用食粮各府征派共24148石余”，但从此即形成惯例，至嘉靖二十五年，竟加耗达13。7万余石，使“小民重困”。［20］而内官监所消费的白粮，本来在苏、松、杭、嘉、湖的加耗，就十分惊人，“耗外加耗，垫外加垫……百石而铺垫及无名费加至十四五两，二十余两”，“诚所谓一米一珠，一粒一泪也”。［21］又如况钟在《请免苛征折布奏》中，曾揭露宦官王宠等到苏州等府坐买阔白棱绵布700匹，王宠等见苏州并不出产此布，竟每匹布逼价银三两，又巧立别的名目，征派银2100两，到松江等地购买。但一年后，王宠等居然又来苏州，“征收各县布价银两，但此价已经钦差太监刘宁等尽数收抄解去讫，又要各县重复科派，民力难堪”。［22］这种任意征派并重复科派的行径，使江南人民深受其害。

4。建祠天启六年六月，浙江巡抚潘汝桢第一个奏请为魏忠贤建立生祠，此后“建祠几遍天下”。［23］在江南，第一个紧跟潘汝桢的是南京孝陵卫指挥李之才，是年十月间，即在皇陵之侧，建起魏忠贤生祠，这对朱元璋来说，不能不是个莫大的历史讽刺。此后，在苏州、杭州，也陆续建起魏阉生祠。这些祠都极壮丽庄严：

不但朱户雕梁，甚有用琉璃黄瓦，几同宫殿；不但朝衣朝冠，甚且垂旒金像，几埒帝王。至迎像行九拜礼，称呼用九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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