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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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实际运作中，官僚主义的官僚们欺上瞒下、压制民众、命令摆布民众的权力在人民公社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在人民公社的制度下，所有农业生产资料和生产成果，甚至还包括所有的劳动力，都被牢牢控制官僚的手中。告别了财产私有制度的人们，所获得的并不是平等与公正，而不过是被支配、被控制的境遇。这种境遇，正如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中所说的“除了他人强设于他的所谓较小危害之情境以外，他既不能运用他自己的智识或知识，亦不能遵循他自己的目标及信念。”

农民失去了人身自主权，因为他们自己也作为劳动力而成为公社资源的一部分。公社有权任意调配、发挥劳动力的作用，而丝毫不去顾及作为劳动力的农民自身的感受。在人民公社的制度下，农民完全成为了被奴役被掠夺的弱势群体。浮夸风、生产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一时间刮遍全中国。农民被一次次的调配到劳动中去。但是，他们所获得的，却并不与他们的劳动相匹配。因为，对于劳动成果，农民没有任何的支配权力。对于劳动成果的支配权力掌握在官僚的手中。官僚根本就不会公平的分配所有的劳动成果。这很显然引起了农民们的不满。农民认为自己的劳动果实被官僚窃取。农民开始消极怠工，甚至开始肆意破坏劳动工具。

官僚窃取劳动成果的方式，一是将本该属于农民的大量粮食和棉花调配到城市去供应城市居民以解决他们的温饱问题。由于调拨粮食的权力完全掌握在官僚的手中，所以在粮食明显不够吃的情况下，农民们不得不忍受人民公社先行向上交纳粮食的选择。统购统销制度对于农产品的管制相当的严厉，只有政府所辖商业部门对于农产品才有经营权。而农产品的价格制定权，也一直是掌握在政府的手中。政府几乎一直利用这个价格制定权来低价收购农产品。这种实际情况造成了农民普遍的贫困与劳苦。几十年间，农村缺少衣食的状况非常普遍。在人民公社的制度下，农产品不再是农民的私有财物，而成为人民公社所有的财物。国家直接向人民公社征购农产品。农民对于统购统销这种不合理的制度没有任何抵制的权利与效力。统购统销制度成为一种隐蔽性的掠夺方式，将本该属于农民所有的财富掠夺到城市以用于工业发展。

1959年的时候，农村的饥荒要远远的甚于城市。一亿城市人口吃掉了至少占全国三分之一的粮食产量，而6亿农民所吃的不过是剩下三分之二的粮食。一时间，农村妇女纷纷子宫下垂、浮肿、闭经、干瘦。

低价收购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本该用于造福全国人民，但在实际上，却往往成为一种官僚主义的强制性的掠夺性的制度。这样一种制度，只有在人民公社制度的支持下，才能畅行无阻。

官僚窃取劳动成果的方式，二是充分利用手中调配资源的权力来谋取私利。支配农民劳动与分配农民劳动成果的权力被完全集中在官僚手中，农民充满了被剥夺的感受。对于大量非生产人员的闲散、体现在劳动与劳动成果分配中的不公平、集体财务的混乱，农民看在眼中，记在心中，虽然毫无办法，但不满和愤怒的情绪弥漫。在消极情绪的作用下，农民们对于生产劳动毫无积极性可言，他们开始阳奉阴违，以不负责任的态度来对待他们本来深爱的土地。而一些农村地区的经济状况，也不可避免的每况愈下。

当年徐水县在毛泽东视察之后成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实验区，几乎所有党内高层领导都曾经去往那里参观了亩产6万公斤小麦、2500公斤皮棉、60万公斤山药的奇迹。有人识破了，却没有一个人敢于揭穿骗局。于是，一时间，中国大地全都开始披上了那一件皇帝的新衣。

作为一个公社的社员，他们不可能不知道那是一个荒唐的骗局。但农民们，只是荒唐制度下被摆布的一颗颗棋子，只能任由或知道真相或不知道真相的官僚随意摆弄。

至于骗局的后果，三年饥荒的代价，则主要由他们来承担。目前一些具有官方背景的学者大多引用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来估算三年里饿死多少多少人。很多报告的可信程度显然不高，报告所根据的官方数据，也不可靠。但在三年间，确实饿死不少人。

以毛泽东本人农村调查、农村生活的经验和对于官场习气的了解，不可能不知道官僚主义在那几十年间所种下的恶果。只是在他有生之年，却未来得及补偿农民。事实上，如果毛泽东能够继续领导下去，如果毛泽东理想中的农业机械化能够真正实现的话，中国农村不会是现在的局面，也不存在所谓的三农问题。当前被定义为三农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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