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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对近卫修改“重光堂协议”内容的声明也深感不满,但他亲身体会“主和派”的艰难,近卫发表这样主和口气浓厚的声明,也一定有他的难处。虽然近卫声明删去了最为重要的撤兵内容,但在不要求领土、不要求赔款、归还外国租界、撤销治外法权等方面基本上符合“重光堂协议”,所以汪精卫决定按重光堂协议的规定,发表声明响应近卫的和平倡议。
1938年12月28日,汪精卫发出《致中央常务委员会国防最高会议书》,要求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认真考虑日本政府的和平倡议,其原文如下:
“兹有上中央一电,除拍发外,谨再抄呈一纸,以备鉴察。本月9日,铭谒总裁蒋先生,曾力陈现在中国之困难在如何支持战局,日本之困难在如何结束战局,两者皆有困难,两者皆自知之及互知之,故和平非无可望。外交方面,期待英、美、法之协助,苏联之不反对,德、意之不作难,尤期待日本之觉悟,日本果能觉悟中国之不可屈服,东亚之不可独霸,则和平终当到来。”
“凡此披沥,当日在座诸同志,所共闻也。今日方声明,实不能谓无觉悟。犹忆去岁12月初南京尚未陷落之际,德大使前赴南京谒蒋先生,所述日方条件,不如此明划,且较此为苛,蒋先生体念大局,曾毅然许诺,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其后日方迁延,南京陷落之后,改提条件,范围广漠,遂致因循。今日方既有此觉悟,我方自应答以声明,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而努力折冲,使具体方案得到相当解决,则结束战事以奠定东亚相安之局,诚为不可再失之良机矣。”
“英、美、法之助力,今已见其端倪,惟此等助力仅能用于调停,俾我比较有利,决不能用于解决战事。俾我得因参战而获得全胜,此为尽人所能知,无待赘言。苏联不能脱离英、美、法而单独行动,德、意见我肯从事和平谈判,必欣然协助,国际情势,大致可见。至于国内,除共产党及惟恐中国不亡、惟恐国民政府不倒、惟恐中国国民党不灭之少数人外,想当无不同情者。铭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始敢向中央为此提议。除已另函蒋先生陈述意见外,仅再披沥以陈。伏望诸同志鉴其愚诚,俯赐赞同,幸甚,幸甚。专此,敬候公祺。汪兆铭谨启”
12月29日,汪精卫又发表了所谓的“艳电”。“艳电”这个词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当时电报为了节省字数,把日期用一个字代替,12月29日的电报代号为“艳”字,故称之为“艳电”。汪精卫的“艳电”并不是宣布与日本“合作”的声明,而是以公开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提出建议的形式发表的。“艳电”的大致内容如下(手头暂时查不到“艳电”的原文):
近卫首相在最近的对华声明中指出日本对中国无领土要求,尊重中国主权独立,并提出了“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三原则,表明日方已有和谈的诚意,希望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以近卫声明为谈判基础,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汪精卫还特地提出近卫声明中没有提到的日本撤兵问题。“艳电”说:“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争,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
汪精卫出走重庆后,不少外国电台报道说:汪精卫外出是代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与日本谈判和平问题。12月24日,蒋介石让外交部紧急发表声明:“汪兆铭无权和任何人谈判和平。”由于汪精卫在党内的地位,蒋介石担心汪精卫的出走影响人们对国民党的信心,最初只是对外声称汪精卫前往河内治病,为汪精卫返回重庆留下一条后路。
蒋介石先派正在河内洽办武器运输事务的外交部长王宠惠劝汪精卫回重庆,王宠惠说:“委员长三番五次对人说,汪先生只是赴河内治病,现在回去,仍然名正言顺。”汪精卫回答说:“谢谢重庆方面目前还给我留条退路。虽然这样,我还是不能回去,为什么呢?我这次离开重庆,只是对政局有不同意见,并不夹杂其他任何个人意气在内,这一点务请你们转告中央,请他们理解。在重庆,我要发表个人意见很不容易,我不离开重庆,这份艳电就不能发出,和平工作就难以开展。我的和平主张能否采纳,权操中央,我丝毫不勉强。如果政府出面主和,改变立场,我可以从旁做些协助工作,或者退隐山林不问国事都可以,但如果政府不转变立场,那我只能出面来谈和了。”
汪精卫来到河内后,他的和平计划遭到很大的挫折。第一是近卫食言没有在声明中公布撤军的许诺。汪精卫本想近卫也有困难,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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