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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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杀希特勒的计划流产后，密谋小组的成员受到残酷的捕杀。约翰设法从马德里经里斯本逃到英国。记者德尔默收留了他，在自己的广播公司里的评估部门给他找了份工作。战后，在审判冯·布劳希奇、冯·伦德施泰特和冯·曼施泰因三位德国陆军元帅时，约翰向英国提供的证据还被作为参考。考虑到这一背景，他被任命为位于英占区科隆市的西德反谍报机构的首脑就不足为奇了。

约翰与美国人扶植上来的外国情报局首脑，前纳粹分子格伦和阿登纳身边的其他纳粹分子决算不上是天然盟友，与阿登纳本人也是貌合神离。阿登纳和许多西德保守派人士一样，认为斯道芬伯格暗杀希特勒的计划是冒险主义。约翰本来想在新组建的外交部里任职。后来他告诉我，去外交部根本不会有任何出路。那里到处是当年围着纳粹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转的外交官。更刺痛他的是，格伦的副手拉特克被调到了反谍报机构，显然是为了监视他。1954年时，他已感到不堪忍受。因此7月里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他在东德露面被人看做是叛逃显得顺理成章。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而是比这古怪离奇百倍。约翰压根儿就没想叛逃。身为苏联间谍的沃尔格穆特博士决定趁他的朋友情绪低落时把他诱骗到东德。我的克格勃同事发誓打赌说，他们没有授意沃尔格穆特这样做。但我可以想象沃尔格穆特对自己的联络官说：“我可以把约翰拉过来。”这位苏联情报军官听到后一定半信半疑说：“好啊。你把他领到这儿我才相信。”

有一点确凿无疑。最后见到约翰的人讲，他看见约翰坐在沃尔格穆特的汽车里，深更半夜穿过边境进入东柏林。经过调查这一点已得到证实。我猜测约翰要么喝得迷迷糊糊，要么喝了他的朋友下的迷魂药。有人看到他俩那天晚上醉醺醺地钻进一个又一个夜总会，为怀念死去的抵抗运动朋友狂饮。等这位身不由己的旅客一觉醒来时，发现已身陷苏联军营。这对西德反谍报首脑来说无异于一场噩梦。我想苏联人这一惊吃得也不比约翰小。因为他们叫来了克格勃驻柏林站站长皮托夫拉诺夫将军，还有莫洛托夫掌管的外交部下面的新闻委员会的代表图尔加里诺夫，共同商量怎样最大地利用他的价值。约翰深知，他已铸成大错。如今攥在了苏联人的手心里，返回西德只有死路一条。不仅丢官，还要坐牢。

约翰公开露面给西德反谍报机构造成的震动逐渐平息下来后，苏联人和以往一样，把损坏了的物品当包袱甩给了我们。约翰当时神情恍惚。我们的当务之急是给他找一些朋友，从而可以使他得到安慰。我们介绍他认识了东柏林市首席建筑师亨泽尔曼，还有我在柏林广播电台时的熟人吉努斯。吉努斯也认识约翰在反纳粹抵抗运动里的一些老熟人。国家安全部为他提供了保镖，以防西德情报机构把他绑架回西德。可这些保镖未尽到职责。约翰来到东德17个月后，和来时一样又一次悄然无声地消失了。一次他去洪堡大学开会，中途离开会场去见一位叫亨里克森的丹麦记者。俩人钻进亨里克森的汽车，穿过伯兰登堡大门一溜烟地开回了西德。

此事发生在1955年。37年后，1992年4月的一天，我与83岁的约翰坐在一家餐馆里。隔窗眺望，当年他逃离东德的地点洪堡大学一带就在眼前。回到西德后，他因背叛国家罪被判处4年徒刑。他说起此事仍然怒不可遏。实际上，他只服了18个月的刑。这表明西德并不能确定他犯罪的严重程度。至于“叛逃”到东德一事，他告诉我说：“我当时失去了知觉，醒来时已在苏联军营。我从来没想过去东德。”约翰说他在东柏林始终过不惯。一年后觉得实在忍受不下去了，于是设法找人帮他逃回西德。

这些名噪一时的叛逃到东德的人员到头来几乎没有什么战略价值。不错，由于一名西德叛逃人员的揭露，阿登纳不得不承认他正在考虑德国重整军备的问题。昔日纳粹分子在波恩政府内卷土重来的内幕经过大庭广众之下的曝光也上升为西德政坛上讨论的问题。然而，西德还是很快加人了北约组织。我们阻止西德加入西方联盟的目的并没有达到，甚至连延缓它的加入都未能做到。

第六章　启蒙老师赫鲁晓夫

和生活在共产主义政权下的大多数人一样，许多年后我才破除了对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崇拜。觉醒的起因是赫鲁晓夫在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的世界上流传最广的秘密讲话。我与斯大林主义的决裂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又痛苦的过程，很难说清开始于哪一天。50年代初，东德出现了不祥的气候。我对一向信奉的意识形态开始产生怀疑。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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