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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也来电：“北可无公，南不可无公！”，也反对盛宣怀北上，希望他仍留在南方暗中主持一切。

盛宣怀成了香饽饽，南北都抢。他分身无术，灵机一动，就去请示他老爸盛康，请老爸为其决断。此时盛康虽在苏州留园养老，但对局势看得一清二楚，他对儿子说：“时局如斯，宜退不宜进。”OK，盛宣怀在老上级面前也好交账了：我老爸不容我去。

李鸿章只好独自北上，临行留给盛宣怀一句话：“和议成，我必死。”果真是这样，辛丑条约一签订，“西狩”的慈禧和朝廷尚未回到北京，李鸿章就在北京东城的贤良寺咯血西去了。这也证明了盛康的英明，卖国贼的千古骂名让李鸿章一个人去背了，盛宣怀倒是躲过了一劫。

关于在整个庚子之乱中的种种策划，盛宣怀的儿子盛同颐等在其父的《行状》中还有不少精彩的记叙，与史实查对起来，并不为过溢之词。其中说道：“方事之殷，外馆被围之际，其国人疑其使臣已尽亡，益合力致死于我，设谋之酷，有不忍言者。府君（指盛宣怀）独密呈荣相（荣禄），请允许各使馆通讯本国，先平其愤，而释其疑。不数日，美使康格首有密电至华盛顿（当时北京与外界的通讯联络早已中断，官方通讯全仗荣禄与济南山东巡抚衙门内的“八百里快骑”跑旧驿道，即是荣禄准许他们往本国发电文，概亦是动用了这条渠道——笔者注），美国人大悦，始创保全中国之议。列邦虽不一致，卒皆相率允从，功在宗社，断推此举。又当祸首主战时，曾有停解应还洋款改充军饷之谕，忠诚（刘坤一）亦难之。府君（盛宣怀）谓，洋款一衍期，彼必据我海关，自收自解，且正在议尝兵费，必致藉口干预财政，此大不可。忠诚遂令沪道照解……其他如借设海线以通文告，代撰国书以洽邦交，请惩祸首，罢董军，诛毓贤，宥赵舒翘，恤五忠，撤销矫伪诏旨，皆于当日全局有绝大关系而为世人所不尽知者。”

1903年，天下已是另外一番景象了。4月间，两宫皇太后谒东陵。因盛宣怀父亲盛康去世，正在守制，朝廷准其以素服冠顶在保定迎驾请安。西太后此时还专门召见了盛宣怀，无限感慨地对他说：“若非汝等，力保东南，恐无今日！”还犒赏了一些食品类的东西。盛宣怀在危急关头力挽狂澜，到这时候，总算听到了西太后一句良心话。

第五章　魂断铁路（1）

铁路之难难于上青天

在晚清政坛上，最早、最起劲地呼吁举办铁路工业的朝廷大员是李鸿章。

早在吴淞铁路建成前二年的1874年，鉴于沿海形势吃紧，日本人出兵侵略我国台湾，英国人借口“马嘉理案”，强迫清廷签订了《烟台条约》……李鸿章就向朝廷呈递过一道著名的《筹议海防折》，提出“火车铁路，屯兵于旁，闻警驰援，可以一日千数百里，则统帅当不至于无事……”主张为筹海防，为使南北沿海七省能连为一气，呼应通联，共同御敌，必须兴办铁路。

可是此折上去如石沉大海，在朝大臣均不置可否，保守势力仍大行其道，两宫皇太后于铁路更是懵懵懂懂，于是采取了最高明的态度：闭口不谈。

身为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的李鸿章心急火燎，曾去游说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奕忻（就是帮助慈禧太后发动北京政变的那个光绪皇帝的六叔，外号“鬼子六”）。奕忻是朝廷衮衮诸公中洋务细胞较为活跃的一个，李鸿章想从朝廷内部找同盟军。可是“鬼子六”一脸苦涩，他明知铁路是民族自强要策，但他不能在朝廷里树敌太多，他还指望李鸿章等自下而上地“运动”呢。

李鸿章没辙儿，又不甘心，只好玩起他惯用的“灵活方法”——在下面先搞点小动作再说。他先拿唐山的煤铁矿区作为试点，修筑一段运煤的短途铁路。然而这个小试点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1878年，由开平煤铁矿总办唐廷枢出面上奏，要求修一条运煤的铁路，资金由矿务局自己筹集，但因遭到反对没有成功。1880年唐廷枢再次上奏，说是要从唐山煤井至胥各庄修一条连接河道的轻便铁路，为了避免朝臣非议，特地声明，这条铁路不设火车头，而用驴马来拖火车车皮，这才得到了“恩准”。

李鸿章当然不会满足于驴马拖载的现状，几经斡旋，得寸进尺，1881年6月9日（以后此日定为中国铁路节），中国人自建的第一条铁路唐胥铁路终于开始动工兴建，于当年的11月8日建成通车，开创了中国铁路事业的历史。这条铁路总共才有十公里长，只有吴淞铁路的三分之二长，采用每米十五公斤的轻型钢轨，使用英国工程师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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