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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您从监狱出来，已经是1983年了。当时的感觉跟入狱前有什么不一样？

冯：当然不一样了。我在劳改农场里一直不断地看书看报，关心时事，从国家政策的变化、从社会风气的转向来看，中国的前途非常有希望，我非常有信心。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就知道我们这一批人肯定会平反的，一段时期以来心里也非常亢奋。后来好多狱友陆陆续续都平反出狱了，但左等右等，就是没等到点自己的名，眼看到了年底还没有消息，人一下子回不过神来，蔫了。有一天，我忽然感觉自己状态不对。本光法师以前常告诫我们，要警惕自己的情绪，不能让情绪滑入阴暗地带。于是自己一提神，迅速把这些不良情绪清理掉，该干什么就干什么，重新回到一贯乐观积极的心态中来。后来平反通知书终于等来了，就在1983年元旦，出狱归家了。

史：回到成都以后，您的生活、工作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冯：回到成都一时没什么事干，就先去做卖布的生意。那个时候，成都的个体户还很少，大家都认为还是端上全民所有制的“铁饭碗”来得稳当。我每天一大早揣上一本书出门，蹬一辆小货三轮，批发一些布料，然后蹬到青年路去，一边看书一边卖布。那个时候生意好做啊，布卖得很快，自己也没想到这么容易就能赚大把大把的钱。但是仅这么做了两个月，就做不下去了——不是生意不好，而是没有时间看书，没有时间去亲近本光法师和贾老。这个事情很痛苦啊，我什么都忍得，就这个事情忍不得。正好不久我的父亲从人民商场退休，那时候有子女顶替父母工作的政策，于是我就成了人民商场的职工。刚开始是当搬运工，一月有二十多元，对我来说也就满意了。几年后换成了商场柜台的营业员，每天只上半天班，另外半天就可以跑到老师们那里去“泡”，工资虽然很少，但自己也很满足了。

冯学成　君子以正位凝命（3）

跟老师们艰苦求学的历程

史：看来您是在入狱以前，就已经在传统文化修养上很有功底了。当时传统文化被当成“封建迷信”，学这个是很危险的。能谈谈您跟传统文化是怎样结下缘分的吗？

冯：1968年年底我到江油当知青。虽然我刚开始是红卫兵，但是不闹革命，是个不闹革命的红卫兵。到田里去干活我也是偷懒的，为什么？一下乡，就遇到海灯法师。那时候他在四川威望很高，可是人们不怎么知道他的佛学，只知道他的少林功夫闻名天下。但是我在海灯法师那儿不愿意学武术，那个时候年轻，也就20岁，心高气傲，匪气很重，但是有自知之明，知道如果学了武功的话，可能要到外面提劲打靶、惹是生非，那就很危险。有一次，老和尚被关到群众专政指挥部去了，我遇到范应莲，他提着一个饭篮子，哭着说：“伯伯已经七天不吃饭了。”我不管那么多，当即冲到群众专政指挥部，一把揪过负责人，叫道：“你今天必须把老和尚给我放了，不然，我马上就把房子给你烧了！”山乡里的造反派干部见的世面不多，总觉得省城来的红卫兵是“天兵天将”，不敢得罪。我当时的架势也把他们给唬住了，很快就把海灯法师放了。那时海灯法师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再绝食几天，也许就在群众专政指挥部撒手归西了。我知道他是虚云老和尚门下的禅宗传人，既然见了这么一位大禅师，就应该向他学佛法。但是在那个时候，海灯法师只教武术，不教佛法，所以把我介绍给成都的本光法师。

史：好像本光法师是对您一生影响最大的一位老师吧？能谈谈本光法师的情况吗？

冯：本光法师是我学习传统文化的启蒙老师，1969－1991年，一共二十多年啊。可以说教“小学”的老师是他，教“中学”的老师是他，教“大学”的老师还是他，最后“研究生导师”也是他。他老人家1991年圆寂。本光法师何许人也？他俗名杨乃光，家学渊源深厚，父亲是川北的学督（相当于川北教育局的局长）。他出生于1906年，1925年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受到了共产主义思潮的洗礼，后来在李大钊的介绍下参加共产党。1927年张作霖杀害李大钊，本光法师也成为被通缉的对象。当时四川同乡会把他送到普陀山去出家了，这样他就成了一个和尚。他后来去了武昌佛学院，亲近太虚大师，成为太虚大师的侍者。再后来，他先后在汉藏教理院、金陵大学、四川佛学院、上海静安佛学院等处任教。本光法师的经历很奇特，他从宁波天童寺到普陀山的时候，在浙江萧山遇到一位老太太，这位老太太的先生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是孙中山的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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