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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解释，是我在清华大学神圣的讲台上，面对学生们纯真的目光时，忽然有了灵感而给出的：也许6月26日那一天，德国凯泽斯劳滕的球场上空有什么东西在飞来飞去地看比赛：外星人？UFO？或者是隐身的Super　man？要么是一位意大利的天神？也许作为左后卫的格罗索最后时刻神奇地出现在对方禁区本来就是他的安排，而在赢得点球之后，在托蒂罚中点球之后，他原本想去捏我身边意大利电视台解说员的喉咙，借凡人的声音欢呼胜利，喊出他恶作剧得逞后的快感，但是因为慌张，或者因为激动，他抓错了人。他捏住我的脑袋：说，快说，继续说……

然后好了，天下大乱了，他玩够了，跑了，我道歉了……

这只是一场体育比赛。从技术层面上来说，我要检讨的是，可以把握的更好些。后来电话连线，我说：“我是人不是机器……”于是马上有人把两段话混淆起来攻击我。这些脑袋里长着“文革病毒”的人，你是无法跟他理论的，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精神扭曲变态的世界。现在想起来有些古怪的是，事发当时，为什么整个播出系统的前后方那么多聪明的脑袋，都没有做出正确的选择，反而偏偏做的都是最糟糕的决定呢？难道真的是天意？越抹越黑。

不过，再怎么严重的事也会过去，也许将来还有更严重的事在等着挑战。那时候我就想到过辞职，后来在领导和同事们的帮助下，坚持了下来。现在回头想，如果当时就辞职，就不会有后来的两场四分之一决赛，一场半决赛和最后决赛的解说了。那样，给央视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不说，最对不起的是那些支持和爱护我的球迷。而这四场比赛的解说，我自认为，在经历了所谓“解说门”风波之后，还能如此镇定、如此专注于业务，不可谓不潇洒，不可谓不超然，甚至自己回头听听，看看网友摘录的“解说妙语”，都不敢相信自己有那么好的心理素质，而且，从专业技术角度来说，那四场比赛的解说，在我自己看来，真正达到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境界。

可现在，辞职的事情不也都过去了吗？又能怎么样呢？

山的后面是什么，要等登上山顶之后才知道。

4、媒体之讹

我曾经也是一名媒体从业者。幸运的是，我所做的工作大多是现场解说，也有些赛后评述，我的工作特点决定了我不可能捏造事实。不过，历数这一年，包括这一年之前，我已无数次“幸福”地成为假新闻事件的当事人。这世界上的假货，姿态千奇百怪，原因也不尽相同。有的假新闻是因为制造者投机取巧，以讹传讹，无意中制造出来。另一类则是制造者怀着异样心理，无端恶意捏造出来。前者大多是产品质量问题，或多或少还有点娱乐性，后者则像拉登的脏弹是一种犯罪。

“五一”期间在青岛签售，采访中根本没有人提起我的“绯闻女友”，但是第二天居然有媒体说我和女儿在家闲着没事听“海豚音”，这位记者想象力真丰富；到了杭州，因为时间急迫和当地书店安排原因，我没能接受某些媒体的专访，结果隔天他们竭尽挖苦之能事，说我耍大牌。假如有心人观察当天同一个城市的两份报纸，就会发现针对同一件事情，同一个人，居然会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报道版本。这种黑白通吃、雌雄同体的新闻我早已经见怪不怪。作为一个无权无势的个体，你又能怎么办呢？时代需要娱乐精神，因此，类似于我这样的所谓名人就只能吃点哑巴亏。有人说这种特殊待遇是当“名人”的代价，也算是为社会做点贡献吧！

中国的体育传媒，所谓的中国八千足记，越来越像娱乐圈记者，其实还不如娱乐圈。首先是这个圈子不如娱乐圈竞争激烈。竞争激烈必然会导致个人能力素质的提高，哪怕是造假的水平。有不少足球记者连基本的战术规则都没搞懂，就去搞足球了。

德国世界杯期间，有位同行，在赛场碰到一个外国退役运动员，凑上去合张影，语言也不通。凭着这张合影，一篇专访3000字就编出来了。记者票本是不能卖的，但竟然有人把记者票卖给外国球迷，被国际足联抓住了，重罚，差点把我们后面比赛的转播席还有一些采访的票都没收了。

我在德国碰到一个在英国BBC工作的中国人，一个前辈老大哥，他说一些中国记者实在令人汗颜。几个人凑在一起，每天一个人值班写稿子，大家都用这个稿子分别发给自己所在的报纸，其他人就出去玩。这值班的一个人还不好好写，胡编乱造。他说自己遇到个国内记者来采访荷兰队的比赛，聊起荷兰足球。荷兰足球最好看的时代是荷兰三剑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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