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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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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叶家村,已是下午四点多,村里的老乡已准备好了。他们帮忙搬行李,安顿我们住下,又是欢迎,又是问候,非常热情。最后,我们在厨房的饭桌边坐下。桌上的大碗里装着菜,堆得满满的,盖在上面是厚片的腊肉,而下面就都是蔬菜了。

我们在吃饭时,感到很难堪,因为周围站着一圈小孩,看着我们吃饭,睁圆的小眼睛中流露出渴望的神色。突然间,小郑,那个脸蛋白净的上海女孩,激动地用上海话喊了起来:“哦哟!这么肥的肉,猪皮上还有未拔尽的毛,恶心死了,这怎么能吃呀?”但不久后,她们就不再会那么讲究了。

按习惯,我们把吃剩的肉皮和骨头在桌面上留下一堆。做饭的农妇示意可以扔到桌下,我们照做了,马上就听到桌下汪汪的狗叫声,低头一看,那些张牙舞爪的狗东西们,为着争夺肉骨头而打架。毛茸茸的身体在我们腿间钻来钻去,吓得大家连腿都不敢动一动。

第二天,我就主动要求参加劳动,其他几个知青也跟来了。从那时起,我们开始了那漫长的农村生活,所经历的艰辛困苦,无法一一言尽。但是,我们尚算比较幸运的,其他有些地方的上海知青还更为悲惨。

万里长征始于足下

当时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制度,每一公社下辖数个生产大队,再下面就是按自然村组成的生产队。生产队是基本的生产和核算单位,组织农民参加集体劳动,并“按劳分配”,发放劳动成果。

江西农村以种植水稻为主,普遍推行双季稻生产。但因为属于偏冷型的亚热带气候,适于农作物生长的温暖期比较短,所以每年春暖之际,要尽快地把早稻秧苗插下去,以获得足够的水稻生长期,才能有良好的收成。这就是俗语所说的:“一年之计在于春”,所以春插季节的劳动,是分秒必争,极其繁重。

到叶家村后不久就开始了春插农忙。我们也与当地农民一样地出工、收工,参加生产劳动。挑担、拔秧、插秧、锄地、砍柴、挑水等农活,对我们都是新的挑战。农民们挑着重担在田间小路上健步如飞,可我们连空手走路都会滑下水田去。但由于努力,我们适应得很快。

在江西的上海知青,都经历过水土不服阶段。到农村后不久,全身长出了很多红点,像疹子一样,很痒,然后就转化为水疱,破了以后就流出黄水,痊愈后不久,又长出新的疹子。这样地长好了又发,断断续续,要到两年后才会适应。记得我有一次回上海,去公共澡堂洗澡。那里大伙都是赤身裸体在冲洗,旁边那个不相识的小伙子,我看了他一眼,他也看着我。我问:你下放在江西的吧?他点了下头,说:你也是吧?我们会心地笑了——我俩全身都是点点斑斑,疤痕累累。这是上海人在江西农村生活过的铁证。

我少年时很害羞。一次,西塘大队组织上海知青们学习,每个人都要发言,谈思想体会。我勉强才开了个头,就脸涨得通红,说不下去了。大队团支部书记何红根笑话我:“来自大上海的,怎么连在大众场合下讲个话也不好意思?”

小谢是我们的带头人,他能言善道,长于外交。我比较木讷,但工作踏实,不怕苦不怕累,努力表现——三十多年后我故地重游,当地农民都还记得我,众口一致地说,小刘是最“吃嘎”(好)的,舍得累,吃了“恶苦”。

与天地斗其乐无穷

农村的习俗,每个村子中间都有一个大厅,称之为“总厅”。那里是集体开会和议事的地方,每到春节期间,厅里会生起炭火,众人围着烤火聊天。

走进总厅,就看到竖立在右边的鼓架,上面架着一个很大的鼓,看起来就像是古代衙门里的皮鼓。那鼓敲打起来,鼓声低沉,可以传得很远。白天鼓声响起,是集体出工的时候,若晚上鼓响,则是干部召集村民们来开会。

在春播农忙季节,前后大约要忙上三个多星期。在那期间,每天凌晨三四点,在睡梦中就被“嘭!嘭!嘭!”的沉闷鼓声惊醒,那是开早工的通知。我从床上挣扎了起来,走出门口,天空仍然是黑漆漆的,只见靠近村边的秧田中,已挂起了一盏点亮的马灯,隐约可见。早工的活是到秧田去拔秧。

我们几个知青,摸着黑朝灯亮的方向走去。到了秧田边上,我站在田埂上,迟疑了一下,一咬牙就把那尚留着被窝余温的脚踩入了水田。那是早春的凌晨,田中的水仍然寒气逼人;双脚浸在冷水中,是浸入骨头的冷痛,那种感觉刻骨铭心,我今天仍能清晰记得。

站在水田中的最初两三分钟,人就像是凝固了一样,当双脚被冷得麻木了,就丧失感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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