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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九年再谕：“田里树畜”应予并重，三农、园圃、虞衡、薮牧四职，“何一非资生养赡之术”？＇5＇

《周礼》所说是什么意思？按现代农学知识，“三农生九谷”，乃泛指谷类即粮食作物；“园圃毓草木”，为九谷以外各种作物种植；“虞衡作山泽之材”，乃指山林、川泽出产；“薮牧养蕃鸟兽”，是畜牧业。它们分别代表了农业生产的各个方面。乾隆七年六月谕，遂与雍正二年二月谕，同成为地方官员劝农时引用最多的两道谕旨。

清初曾有一段时间粮食紧张，粮价飞涨，但不过几年时间就物价平落，各地生产、交易依次恢复正常。此后一长时期，粮价低落，“谷贱伤农”，成为一大头痛问题。清代农业对策即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和针对它而发出的。

因此全面发展，并非是均平用力而无所侧重。上谕“不独以农事为先务”，已表示了政策的侧重点所在——即五谷以外的农业种植，和农业以外的其他经营。至此，自康熙末叶发端的经济发展对策的探求，已经基本告成。

而且，清政府不但在说，也是在做，这是特别难能可贵的。尤其是在乾隆前期，各地官员的劝农曾达到一个高潮，为历朝所不能及。它也使政府的关注重心，从东部地区（特别是沿运河省份）转移向那些内地省份。

清代劝农策的提出和对有关问题的探讨，本是有感于人口的压力才产生的。清代初年中国人口大约有七八千万，经乾隆一朝，已达三亿以上。如何满足这样大量而迅速增加出来的人口需要，正是清代经济的首要任务，也是各种政策产生的最大背景。这使清人面临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挑战，并终于造成了经济面貌的整体性改变。

面对人口增加的重大挑战，清人从中国东部的人口稠密地区，向着其他开发中的地区迁移。在这一过程中，中国耕地数字增加了一倍左右。它与优良品种的传入、水利的增修和高水平耕作技术的普及，构成了清代经济发展的几个主要因素。＇6＇不过，上述几项因素的相乘结果，尚不能与总产量的增加相抵。在这中间，还存在一些长期为人们疏漏的因素，这就是：一，农业多种经营的大规模发展；二，省际交流的开展和比较优势的发挥。

在清代经济发展起到“革命性”作用的，舍棉业而无其他。经过农民几百年的调整，棉花种植从早期（如明代）的“普及”状态，终于形成为三大优势产区：华东（江浙），华中（以湖北为中心），华北（直隶、山东、河南，较分散）。棉花和棉纺织业，成为居第一位的粮食以外最重要的生产品和商品。＇7＇其结果就是引起了东西方向沿长江水路，南北方向沿大运河和近海航运，在工业产品棉布和农业产品粮食之间的省际交流，其规模和水平，是纯自给经济远不具备和不可能做到的。据近代的一个估计，中国农民经营“副业”的收入，一般占农副业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农民中约有五分之一以上专门依靠副业过活。如果加上“工业”部分，相信清代的数字可能还要高些。

在棉业以外，还出现了一些“多种经营”特别发达的地区，如四川盆地（它在不放弃粮食生产这一优势的同时，发掘了一批新的构成一定规模的优势产品，如蚕桑、烟叶、染料、药材、茶叶、甘蔗、蔬果、猪只等），广东珠江三角洲（它几乎放弃了传统优势粮食生产，改为经营鱼塘、果树、蚕桑等商品生产），东南沿海的一些地方（如福建、浙江的经济作物），江苏长江三角洲则发展成为一个独具特色的“工业区”（其农业产品棉花和蚕丝都成为本地的工业原料）。

总之，清代的经济增长，可以说全与所谓“贸易”及“交换”有关，——清朝的关税在1735～1795年间增长了四倍，尽管它只涉及全国商业交易的一小部分，＇8＇——它可能是土地开垦之外，对清代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一个因素，也是清代经济发展的最大成就。它虽非由政府行为一手造成，其间政府政策的贡献亦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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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宗实录》，卷14。

＇2＇　官献瑶，乾隆四年进士，官至司经局洗马（《皇朝经世文编·姓名总目》）；“在史馆日，尝进《周礼讲义》，持论侃侃，高宗览而异之”；朱轼尝谓献瑶曰：“吾老矣，斯道之讬，是在吾子”（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9，中华书局，1984，页205）。

＇3＇　以上见《乾隆嘉庆两朝奏议》，第6册，美国国会图书馆藏。

＇4＇　乾隆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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