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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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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胡适那类“想做权势者”,直接替当局说话不同,周作人,林语堂等,则远离庙堂而入“人间世”,在豺狼当道的时候,积极提倡“小品”,闲适和幽默。对此,鲁迅写了好几组文章,一是关于帮忙与帮闲的,一是关于小品文的,还有关于讽刺和幽默的界定,等等。《帮闲者发隐》是一篇庖丁解牛式的直达本质的文章。其中说,帮闲与帮忙其实没有什么区别。“帮闲,在忙的时候就是帮忙,倘若主子忙于行凶作恶,那自然也就是帮凶。但他的帮法,是在血案中而没有血迹,也没有血腥气的。”这里说的帮闲者,都是说笑话的好手,且常常以丑角的身份出现,打诨,装鬼脸,使告警者在大家的眼里也化为丑角,警告也就在大家的耳边化为笑话。在周围捣着鬼,反使告警者变得虚伪,使严肃的说法减少力量,这样,不利于凶手的事情就在这疑心和笑声中完结了。鲁迅既把中国看成是“吃人”的世界,那么,从这一原典的意义来说,他一生的战斗,都是在追捕“凶手”。

关于幽默,他指出,在中国,皇帝不肯笑,奴隶不准笑,因此幽默是不会有的。中国人不是长于“幽默”的人民,况且,现在也不是那种幽默的时候。实际上,悲愤者和劳作者是时时需要有休息和高兴的,古埃及的奴隶们,有时也会冷然一笑。“这是蔑视一切的笑。”他说,“不懂得这笑的意义者,只有主子和自安于奴才生活,而劳作较少,并且失了悲愤的奴才。”奴隶的笑同奴才的“玩玩笑笑,寻开心”大不相同,“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这是奴才的本分,也是奴才的本领。鲁迅对幽默和讽刺做了严格的区分,正如对奴才和奴隶的区分一样。他强调说,讽刺是真实的,富于改造热情的。但因为如此,社会讽刺家是危险的,尤其是在有些“文学家”明明暗暗的已经成了“王之爪牙”的时代。30年代,小品文盛行,但是,在鲁迅看来,繁荣正是危机的表现。因为其中很少有讽刺的杂感,却多的是“小摆设”,“靠着低诉和微吟,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平滑”。这类麻醉性的东西一旦多起来决不是好事情,那是会与麻醉者和被麻醉者同归于尽的。然而,生机何在呢?他以为是仍然在于战斗的。在《小品文的危机》一文中,他这样说:“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

如果说鲁迅对周作人们的批判是一种现象批判,而非个人之间的批判,是“冷战”,那么他对复古主义的批判,则有了一场针锋相对的缠斗了。

1933年10月,鲁迅以丰之余的笔名,在《自由谈》发表《感旧》一文,对光绪末年的所谓“###”那种学洋文,看洋书,目的是要给中国图“富强”的表现,由衷地致以赞美之辞。对照有些新青年,境遇正和“老###”相反,但是,学篆字,填词,劝告人看《庄子》《文选》,写方块新诗,新的企图却是要以“古雅”立足于天地之间,不觉感慨起来,说:“旧瓶可以装新酒,新瓶也可以装旧酒”,“证实了新式青年的躯壳里,大可以埋伏下‘桐城谬种’或‘选学妖孽’的喽罗”。原来施蛰存曾经发表文章,向青年推荐《庄子》和《文选》,以为文学修养之助;见到鲁迅的文章之后,立即作文反击,还辩护说只要酒是酿造出来的,酒瓶的新旧没有关系。

这里存在着一个如何看待新文化传统的问题。鲁迅认为,施蛰存在这里所代表的是一大队遗少群的风气,如果不加批判,不但不可能从新的道路上去企图发展,打出新的局面,连五四时候争取得的成绩也要丧失掉。他接连写了《感旧以后》上下篇、《扑空》、《答“兼示”》、《反刍》、《归厚》、《难得糊涂》、《古书中寻活字汇》等数篇文章,揭示改革中常见的反复,其实也即倒退的现象。

在论辩中,鲁迅特别说到施蛰存推荐的《颜氏家训》,从中引出一个极有意味的结论。其《教子篇》说,齐朝有一士大夫,自述有一个儿子,在儒教方面有相当基础,又教他学鲜卑语,弹琵琶,以汉胡两方面的修养服事公卿,无不受到宠爱。鲁迅把这种机会主义的处世方法称作“北朝式道德”,认为是庚子以后官商士绅的办法,也是现在一部分的人们的办法。他同时指出,这种失去原则立场的道德原则,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严重的问题,有着荡涤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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