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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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坛的鬼魅好像全部聚集到了他的周围。以一个人对一个组织，一个群体，他有足够的祛魅的力量吗？

5。“译文”事件

对鲁迅个人来说，还有一个意义比较特殊的事件，即《译文》事件。其实，这也是由“同人”制造出来的。至少，郑振铎和茅盾是老熟人，又都在文学社和左联里面。说是特殊，则不但是人事方面的纠葛，而且与“资本”这东西有关。

1934年夏天，在上海市党部的压力下，黎烈文被挤出了《自由谈》。这是一位翻译的好手，为了使黎烈文不致因此在生活和事业两个方面造成损失，鲁迅特地约请他和茅盾一起，商议成立译文社，编辑《译文》月刊。后来还请来文学社的编辑黄源，让他一面做编辑，一面同生活书店联系出版，帮助做些事务性的工作。

生活书店是由邹韬奋开办的，掌握业务实权的是胡愈之。从书店给出的条件来看，显然是同经济有关的：杂志先试办三期，稿费编辑费一概不拟开支，如销数能超出几千的限额再订合同补算。此外，稿费的算法也很苛刻。但是，鲁迅答应了。关于办《译文》，鲁迅在给翻译家孟十还的信中说，“希望由此引出几个我们所不知道的新的译者来——其实志愿也小得很。”对于生活书店的商人脑子，他从一开始就有清醒的认识，但因此，合作的基础也就非常的脆弱。“上海也有原是作家出身的老板，但是比纯粹商人更刻薄，更凶。”他在同一封信上说，“办一个小杂志，就这么麻烦，我不会忍耐，幸而茅先生还能够和他们‘折冲尊俎’，所以至今还没有闹开。”可是，等到一年合同期满时，事情很快便闹开，而且彻底闹翻了。

在编辑《译文》的基础上，译文社又拟创办《译文丛书》，经由黄源同生活书店洽谈后，即开始工作。此时，郑振铎从北京来沪，筹办《世界文库》，并决定由生活书店出版发行。鲁迅是支持的，还应约亲译了《死魂灵》。但是，自从邹韬奋返国后，情况便起了变化。生活书店通知说因为已经有了《世界文库》，所以不再准备出版《译文丛书》。为此，译文社只好将丛书移交给吴朗西巴金开设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大约生活书店对译文社的转移行动很不满，于是决定撤除黄源的《译文》编辑职务。鲁迅不同意，坚持一种态度：生活书店如果要继续出版《译文》，得与黄源订合同，由黄源签字。

这是鲁迅为保护“小人物”而作的斗争，为捍卫个人尊严的斗争，也是决心对抗由资本构成的霸权势力，而致力于开拓翻译事业的斗争。关于这次事件的实质，以及他前后所取的态度，在1935年10月4日致萧军的信中作过很好的表述：

对于译文停刊事，你好像很被激动，我倒不大如此，平生这样的事情遇见的多，麻木了，何况这还是小事情。但是，要战斗下去吗？当然，要战斗下去！无论它对面是什么。

……

至于我的先前受人愚弄呢，那自然；但也不是第一次了，不过在他们还未露出原形，他们做事好像还在于中国有益的时候，我是出力的。这是我历来做事的主意，根柢即在总账问题。即使第一次受骗了，第二次也有被骗的可能，我还在做，因为被人偷过一次，也不能疑心世界上全是偷儿，只好仍旧打杂。但自然，得了真赃实据之后，又是一回事了。

那天晚上，他们开了一个会，也来找我，是对付黄先生的，这时我才看出了资本家及其帮闲们的原形，那专横，卑劣和小气，竟大出于我的意料之外，我自己想，虽然许多人都说我多疑，冷酷，然而我的推测人，实在太倾向于好的方面了，他们自己表现出来的，还要坏得远。

……

我们都好的，我比较的太少闲工夫，因此就有时发牢骚，至于生活书店事件，那倒没有什么，他们是不足道的，我们只要干自己的就好。

信中的“资本家”，指的是邹韬奋。同信还说到《译文》停刊后，社会上传播的此事出于译文社要求加钱不遂这样“有益于书店的流言”，所以不予置评，乃是同样取“由它去罢”的轻蔑态度。给曹靖华的信则说：“生活书店貌作左倾，一面压迫我辈，故我退开。”在这里，他使用了“压迫”的字眼。政治家出于政治需要，对于阶级阵线有特别的划分；而鲁迅出于实际斗争的体验，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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