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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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赐予者。

上午8时20分～10时。在我刚要吃早饭的时候，凄厉的警报声发出了警告，我匆忙地吃了几口饭，就跟着别人到东院的防空洞。一个在防空洞外面逗留时间比我们长的花匠估计飞来了40架飞机，后来我们在广播中听说有34架飞机从上海起飞，但实际上只有21架飞临南京。它们的主要目标是国家广播电台、自来水厂和城西供水的系统，城南的一个军事设施也被日机光顾，上述三个地方都挨了炸弹，但我还不知道遭受破坏的程度。

上午10时30分～12时。我去拜访邻居，一方面是邀请他们参加下午的聚会；另一方面是让他们知道我们的社区一切正常。每拜访一家都使我感到很高兴，因为我仍然在这里安慰人们、振作人心，并使人们放心。

下午1时30分。我很早就去了邻里学校布置会场，为2点钟的聚会做准备。在拱形门口，我遇见一群欢乐的孩子，他们告诉我，他们早就来了，好像是在批评我来得太迟了。到下午2时30分，来了30个孩子和18名成人，我们开始了仪式。鼓楼教堂的倪牧师也来帮助我们。我们先为孩子们做了礼拜——唱了一首他们熟悉的歌，接着倪牧师给他们讲了一个非常好的故事。

此后，孩子们很开心地回家了。这使我很吃惊，因为通常他们也想留下来看大人们的活动。

下午3时15分，成人的仪式刚结束，警报声又发出了警告，在此后的一个半小时里，我们躲在由“新生活运动委员会”修建的防空洞里，该组织正借用社区之家作为其总部。

晚上8时30分。我通过长途电话与武昌的伊娃通了话，伊娃告诉我，社会学系的学生说服了龙博士留在武昌，而不是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到湘潭去。她正在设法把另一所教会的房子改成学生宿舍。

晚上9时30分。我们听了上海全国基督教委员会的广播，广播用中、英文介绍了在最近的危机中该委员会的工作情况。罗纳德·里斯还讲述了分布在中国各地的一些地方教会组织的工作。我觉得这个广播很有帮助，它使基督徒感到自己是全国运动的一员，并使他们的思想统一。

罗纳德·里斯鼓励传教士在目前困难的日子里与中国同事并肩工作。但他过于含蓄，没有公开说明他们可能不得不拒绝领事馆要他们撤离的命令。他们正在考虑组建一个全国基督教战争救济委员会。

9月20日，星期一经过长时间的休息，今天早上醒来后很惊喜地发现，尽管昨晚的月光有利空袭，但一整夜都没有空袭。但愿他们没有利用这皎洁的月光，残忍地轰炸其他没有设防的城市。

今天上午吴博士和我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重新审定了有关在上海和湘潭开展工作的决定。

上午9时30分。美国大使馆的帕克斯顿先生来访，并宣读了日本驻上海舰队司令一份很长的声明，声明称，为了尽快结束战争，毁灭南京所有的军事设施、机场和通讯中心，从明天中午开始，他们要对南京展开真正的攻击，使南京不再是军事决策中心。换句话说，我认为他们期望通过这种方式，竭尽全力扩大同中国的友谊与合作原文在“同中国的友谊与合作”下加了下划线，这显然是讽刺的语意。。

帕克斯顿劝我们离开几天，也许不超过芜湖以西。所有的使馆人员也许都将撤离。尽管我对自己决定要做的事情绝对没有什么怀疑，但在感谢他通知我们之后，我告诉他，我将同凯瑟琳小姐商量一下撤离的问题，并尽快将我们的决定告诉他。如果当时就拒绝他有点不够含蓄，但几小时后我写信给他，明确表示了我的看法：撤离使馆人员是不明智的。下面是我大胆地写给帕克斯顿和佩克的几句话：“我认为，如果城里所有的使馆都降下国旗，并撤走人员，这将是一个悲剧。因为，这意味着日本甚至在没有正式宣战的情况下，就可以对南京进行无情的、毫无顾忌的狂轰滥炸，我希望日本空军无法得到这种满足。”在我和凯瑟琳进行了短暂的商量之后，我们俩都向大使馆表示，我们将同我们的同事在一起，在这种时候，我们认为自己会发挥很大作用。我们还清楚地表明，我们是自愿冒险留下的，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不愿以任何形式使政府或是学院感到他们对此负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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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7年（二）（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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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10时～下午1时。我参加了吕锦瑷在特威纳姆教堂举行的婚礼，遗憾的是新娘迟到了。

在她来之前，第一次空袭警报已响了起来。仪式刚要结束，紧急警报就响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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