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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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起反英抗议活动。一群中国年轻人朝英国商店、银行和办事机构扔石块，到处可见砸得粉碎的玻璃。一些中国的裁缝师傅和农民告诉我们，他们被迫将店里和家中的小伙子送去参加这些抗议活动，而带头的是身穿中式服装的日本年轻人。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在日本堂而皇之地宣传：“中国群众举行暴力活动反抗外国人，一心要把他们赶出中国，维护东亚的新秩序。”在这里，即汇泉湾的住户已全部断水，不过很快就要向美国和德国的住户重新供水了，但英国的住户没有指望。

7月11日，星期二～8月13日，星期天如果假期里坚持每天写日记的话，那我的毅力是远远不够的，而且，在我看来，这样也太乏味了。

五周的假期一眨眼就过去了。假期的大部分时间我都用来睡觉，夜里9小时，下午两小时。

每天我最多到海滩上去一次，不过月圆的那一周，我每天都约上几个朋友在月光下游泳，真痛快！只有在此时，我才能忘却中国那些正束手无策遭受日机轰炸的城市。由于日光，我的皮肤晒得黑黝黝的。整整四周时间，青岛炎热而干燥。不过青岛的居民都说，持续这么长时间的炎热和干燥，对青岛来说是家常便饭了。实在太热了，不适宜长途旅行或骑车。

在青岛的几星期，我数次与山东内地来的传教士交谈。他们大多数人都告诉我两个情况：一是人们对基督教的兴趣有所增加；二是教会主办了一些宗教教育项目。在山东潍县，传教士们正着手一项大规模的培训计划，为当地的教会培训尚未信教的年轻工作人员，而以前这项工作是由官方注册批准的教会中学负责的。星期天上午，传教士们在各乡村的星期天学校集中了约1200名儿童，由正在接受培训的青年教这些孩子。另外，传教士们还面向农村的男女教徒开办了一些机构。为了满足农民教徒的需要，他们感到自己的工作比以前更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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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9年（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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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教徒是不畏艰险的，他们照样穿梭往来于各村之间，自发地用中国乡土小曲简单的调子唱赞美诗和诵读圣经经文。他们乐此不疲，唱得津津有味。

我在青岛期间，许多加拿大传教士从开封来到青岛，这些人是为反英运动所迫而离开他们的岗位的。最初，他们决定坚守岗位，即使他们的佣人被迫离开，他们也要坚持下去，自己做饭、买菜、购物。但是，不久，他们就意识到他们留下来会殃及中国教徒，而且，事实上任何人只要与他们有牵连都会遭殃——卖食品给他们的商人，水果、蔬菜贩子等无不如此。他们离开开封之前，最后一次吁请傀儡政府中的一些中国官员允许他们留下来，但是，得到的答复是爱莫能助，因为，是上级命令驱逐他们的。一位直爽的官员说：“你们能自由离开这里就已经是身在天堂了，而我们是在地狱！只能待在这里受罪，没有一点盼头。”这些加拿大传教士走后，教堂和传教士的住宅被关停或封闭了。我们希望它们被封闭，这总比遭到洗劫要好。程牧师是他们那里一位极好的中国牧师，他住进一所美国人的房子。他在基督教青年会当秘书，每当星期天，他就和为数很少的教徒在青年会聚会。

从青岛回上海的路上，我与一位山西国际传教理事会的传教士长谈，他也是位英国人。他们那里一共有70人，他感到大多数人在山西也迟早会待不下去的。他详细而生动地叙述了一天晚上，那些传教士的房屋被一群中国人拆毁的情形，并说，那些拆房子的中国人看上去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而感到羞愧。

北平的局势越来越糟，日军中的宣传官员正在煽动一种赤裸裸的反英情绪。

我在青岛借居的那户人家里还住着莫德·波尔斯（MaudePowles），一位现居日本友人的妹妹，还有从日本来的另外两位年轻人，其中一位是传教士。了解他们的观点是有好处的，但我们在一些时，尽量谈论我们共同的观点。莫德从事的工作非常有意义。她在日本南部九州岛上的熊本，坚持开办一个“慈善区”。她对中国满怀挚爱，她能把许多道理解释给中国人听。她不畏强权，以自己的行动表明自己反对战争、反对社会上各种罪恶的立场。不过，她好像不了解中国时局的真相，我想，这是因为她通过邮购来得到有关信息的缘故。

我们的房东沃尔特·奥利弗斯（Walter。D。Olivers）夫妇，于8月1日又回他们在掖县的机构去了。他们觉得必须始终有外国人坚守在机构里。真不忍心看到他们冒着酷暑回去，连个伙伴也没有。虽然他们是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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