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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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察院门口车马盈巷，人群纷集，一时议论沸腾，激起了反对签约的巨大声浪。这就是轰动中外的“公车上书事件”。“公车”是封建王朝用公家车马接送征举的士人，后来人们就用“公车”作为举人入京应试的代称。

当时各省举人都齐集在达智桥的松筠庵开会，这个会址已被保留下来。他们又在5月2日一起去都察院，投呈上皇帝的请愿书。都察院推说皇帝已在条约上盖印，无可挽回。《公车上书》军机大臣孙毓汶更派出爪牙到各举人的寓所，叫他们不要损害自己的前途。可是，经此各省举人的共同行动，一潭死水的清朝政局，也就激起一阵波浪。

这次“公车上书”的领袖人物，就是七年前也上过书、知名度冲天的康有为。

康有为的上皇帝书长达一万四千多字。书中指出《马关条约》割地赔款的严重后果。还提出了一系列建议：一、皇帝赶快下诏罪己。二、迁都西安，以利再战。三、加紧练兵，将赔款转作军费。四、发愤变法，公举有能之士充当“议郎”。以上四项中的第四项，才是康有为认为最根本的强国大计。

康有为接着在6月间又写了上皇帝书，这是公车上书后的第二封。也就是第四次上书。5月间他中进士，被任为工部主事后，也曾上了一封长达一万三千字的上皇帝书（奏议）。在第四封书上主张赶快设立议院，认为当前应尽先做好几件事：一、下诏鼓励臣民踊跃陈述政见。二、邀请有识之士讨论国家大事。三、设立顾问馆供皇帝咨询。四、设立报馆互通声气。五、设置专门机关吸引贤才到政府任职。这封奏议，都察院不愿代转，推说他是工部主事，照例应由工部代递。他就去找工部尚书孙家鼐，但侍郎不画押。再找兵部尚书荣禄，他又是西太后的心腹，更不肯代递，因此这次上书也就被阻搁下来。

维新运动掌旗手：康有为（3）

在四次上皇帝书中，光绪帝看到的仅有第三封书。也就是这封被阻搁的第四封书的前一封，是公车上书后的第一封。光绪帝对变法要求很重视，曾转呈西太后备存。可是第四封所提的“设立议院”无法递呈到皇帝手上。康有为毫不灰心，就再去找光绪帝的老师任户部尚书的军机大臣翁同龢。他看到康有为的上书，大为触动，便降低身份以当朝一品大员，去访问小小的六品新官。

康有为受宠若惊，马上回拜他。两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翁同龢首肯了康有为的变法主张，还透露给他光绪帝受制于西太后的宫廷内幕。

创办《万国公报》、强学会

同年8月，康有为自己凑资在北京创办一份报纸《万国公报》，后改名为《中外纪闻》。除转载清朝政府的奏章和在华外国人报刊上的文章外，另有论说一篇，由梁启超、麦孟华编写文稿。每期印一千份，送给北京的官员看，不收报费。随后又组织“强学会”，由保皇党人文廷式出面，推陈炽为会长，梁启超为书记。又设立图书馆，向上海购得译书九十种，由保皇党人翁同龢、孙家鼐出面支持，大官僚张之洞、刘坤一也捐了款，只有李鸿章申请加入被拒。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提出《新政策》的长篇意见书，美国传教士李佳白也提出《新命论》的文章；此外，由于英美多人的加入，强学会在北京的活动，影响一天比一天扩大，顽固守旧派不能容忍，到处散布不利于强学会的流言蜚语。他们声称要奏请西太后严惩康有为，康有为待不下去了，只好离京暂避，叫梁启超负责北京的工作。

11月，康有为南下到上海，得到张之洞的支持，在上海设立“强学会”。南方名士黄遵宪、张謇也都入了会。学会会员共有50人左右，声势越来越大，在上海同样也发行了《中外纪闻》，后被查禁，连强学会也被禁止活动。汪康年就以强学会余款创办《时务报》，函请梁启超来上海任总编辑。梁启超的《变法通议》便是发表在这张旬刊上。强学会被迫解散时，康有为回到广州，仍在万木学堂讲学。

光绪二十三年（1897）2月，康有为与一个侨商创办《知新报》，由徐勤任主编，成为中国南部宣传维新变法的重要报刊。又到桂林组织“圣学会”。这时湖南也开始动起来，由谭嗣同、唐才常成立了“南学会”，发行《湘学报》和《湘报》，主张“君民共主”的立宪政治。天津方面则有严复、夏曾佑等人创办了《国闻报》。

组织学会和创办报刊，是维新变法运动中的重要步骤，起了组职力量和制造舆论的作用。三年内，全国设立学会、学堂、报馆等51所，主要分布于江苏、湖南、直隶、广东等省。

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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