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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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
张治中手握电报,亦喜亦悲。悲则,第5军忠勇官兵为痛歼劲敌也付出了沉重的伤亡代价,其中长官就达八九十人,士兵千余。更令他伤悲的是,88师262旅旅长钱伦体、副旅长陈普民双双阵亡。但望着战场上遍地的日军尸体,他也感到这些袍泽战友的血没有白流,他为这些可敬可爱的人而自豪。
日后,张治中在著《淞沪抗日作战所得之经验与教训》一书上端端正正地写道:“以我官兵作战之勇,牺牲之烈,斯书殆亦不啻滴滴鲜血所写成。”
而第19路军官兵的伤亡与第5军相比,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中国军人的鲜血是炽热的,奔涌的黄浦江感到了融入自己怀抱的这股股热流。
军政部长何应钦严令各地中国军队,不得增援淞沪战场。
2月28日,植田谦吉中将的全面攻势最终破产了。植田尽了最大的努力,只是他碰到了出乎整个日军意料的顽强抵抗。在他失败的最后一刻,东京再次临阵易帅,将几年前曾担任过日本陆军大臣的白川大将派到了上海。
东京几十年没吃过败仗了,他们更难以容忍无敌的皇军在上海、在世界的眼皮底下战败。白川大将赴沪的同时,又一个紧急动员的日本师团和200架战机飞临淞沪战场。这样,进攻上海的日军已达六七万之众,人数已略超中国第19路军和第5军总和。
但中国守军苦战月余,人员伤亡巨大、疲惫交加、武器匮乏,与援兵不断的日军相比,显然处于较大的劣势。
2月29日,白川调整部署后,集中兵力向闸北八字桥、天通庵发动猛攻。战斗惨烈至极,19路军在后续无望的情况下,每投入一个疲弱不堪的营、连,几乎就要全部消耗在阵地上。当日,双方形成拉锯战,阵地数得数失,守军予敌重创,并击毙日军大佐联队长一名。
但面临日军随时可能发动的新攻势,第19路军手中已无一兵一卒的援军,处境艰难。
第19路军指挥部,军长蔡廷锴中将眼窝深陷、表情沉重,不停地在屋里来回踱着。总指挥蒋光鼐上将也是铁青着脸,一言不发地坐着。自开虞来,1个月过去了,19路军数次致电军委会,请领弹药、请求援兵,甚至连军饷也在催请。自1931年10月起,第19路军已5个月没领到一份薪饷了,眼下全军官兵鏖战沪上,没人提薪饷的事,甚至有人殉国在战场上,中央却拖欠着他们那少得可怜的津贴。弟兄们不提,作长官的却于心不忍。
但所有的请示报告都如同泥牛入海,杳无回音。实在地说,蔡廷锴对这种局面的出现是有所预料的,也知道南京有不少人在背后骂他的娘。
早在大战爆发前的1月24日,上海滩上风云人物杜月笙和史量才来到了法租界金菊村蔡公馆,客气地邀请蔡将军到杜月笙的宅,说张静江有要事要面晤蔡廷锴。蔡廷锴知道张静江与溪口那位大人物的特殊关系,知道蒋介石又要隔山绕水地出面了,他也正好想摸摸底,便欣然赴约。
丰盛的午餐过后,众人在客厅刚落座,张静江开门见山地说:“第19路军素来军纪严明,革命战争有功。上海日军处处挑衅,如果不善于应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望你体念中央的意旨,最好撒退到后方南翔一带,以免与日军冲突。上海华洋杂处,繁华之区,如果战端一开,损失极大。倘能撤退,我可告蒋总司令。”
蔡廷锴听着听着,脸上挂不住了,当下也没再过多考虑张静江与蒋介石及上海黑帮的关系,正色道:“上海是我国领土,19路军是中国军队,有权驻兵上海,与日本帝国主义毫无关系。万一日军胆敢来犯,我军守土有责,决定迎头痛击。张先生也是中国人,应接纳我的意见,向蒋总司令报告。”
张静江碰了个钉子,一时窘得满脸通红。最后,会面不欢而散。蔡廷锴却也知道了蒋介石老调没变。几日后,当淞沪战火燃起,19路军向全国发出抗日通电,蒋介石是下野之人却也通电响应抗战。蔡廷锴当即对蒋光鼐说:“老蒋口是心非,又耍他那一套把戏了。不管怎么说,上海战事主要还得靠我们自己。”
一月血战,19路军所需军火、援兵始终没再来过,印证了蔡廷锴的判断。今日眼见手下部队的使用已达到极限,蔡廷锴不得已中只能采取下策。
“总指挥,正面防线已无兵可调了。欲继续支撑,唯浏河方向尚有2团兵力可调。”蔡廷锴盯着蒋光鼐,极不情愿地建议道。
“那浏河防务怎么办?日军登陆浏河,直抄我军后背,将使全线防御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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