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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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长曾茂朝显然也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计算所的财务状况非常糟糕。1984年，全国都沉浸在一种激昂的情绪中，可计算所却开始冷清。一个传言让曾茂朝寝食难安——中央政府就要颁布一个《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已经把计算机列为应用科学，其财政拨款将在下一年削减20％，还将在5年内全部取消。资金没了，不单意味着全所的员工无法开展正常的研究，更意味着大家可能连肚子都填不饱。

柳传志属于敏感的人，他开始琢磨这些事。

他记得当时社会上有个形象的说法，“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大伙儿聚在一起讨论说知识分子的待遇不好、生活条件差。柳传志想了想，觉得这句俗话说得好啊，操手术刀的大夫，还比我们有贡献呢，人家还能救人命呢，我们给国家创造什么了，技术不能变成实际的东西，成不了大气候。

柳传志想调工作了。他回忆说：“不单单是上面说的原因，而且当时我看磁记录的研究方式，很难跟得上国外的先进水平，个人前途没出路。1984年，中关村已经有人开始办企业了，科学院又在号召，我当然就特别想做这件事。”

是的，柳传志不是第一个创业者，更不是最后一个。先行者出现在1980年，中科院物理所最年轻的研究员陈春先到美国加州的“硅谷”转了一圈。他第一次惊奇地发现，美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总是急于把自己的发明、专有技术和知识变成产品，创造几百亿元产值的新兴工业。相比之下的中关村，人才密度不比旧金山和波士顿地区低，但创造的价值却不值一提。陈春先觉得，中关村还有很大的潜力没有被挖掘出来。

1980年10月23日，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发展技术服务部开办。根据后来学者的考证，陈春先是中科院第一个辞职的研究员，他成了在科技大潮中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这家公司是中关村第一个民营科技企业，7个年轻人，借债500万，加上一间旧车库——和硅谷学生创业之路如出一辙。

“下海”成为当时的流行词。公司一个个出现在中关村大街上，“两通两海”——京海、科海、信通、四通，是当时最著名的四家，都由中科院研究所的工程师创办。他们当中走得最早的，比柳传志提前了至少12个月，而且走得更加义无反顾。

去这三家公司的人多数属于中专生，还不是技术骨干，但待遇比所里的技术骨干好了很多。计算所的人开始议论纷纷。这时候科学院又明确地下达文件，说要在五年之内把应用型研究所的经费逐渐削减为零，让研究所靠市场的力量去生存。

曾茂朝开始行动了。他召集大伙儿，想办一个公司闯闯看。当时柳传志已经调到科学院的领导干部处工作，听到这个消息，立马回来了。

创业之前的柳传志，对资本、资本家完全没有概念。学工科出身的他，从小就喜欢看书，但他没有看过《资本论》，也从来没想过要进入经济领域，而且银行是干什么的好像他也完全不知道，即使他父亲在银行工作。

40岁那年，柳传志下海了。他在最短的时间内弄清了什么叫经济，什么叫资本。他开玩笑地说，或许是因为他父亲的缘故，与DNA有关。

柳传志的父亲柳谷书先生，育有儿女四人，老大叫传善，后改名传志。柳传志说，中国传统的严父慈母模式，在柳家也不例外。“我母亲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人，我父亲是个有块云就要下雨的人。我是老大，脾气秉性最像父亲。虽然我和父亲也有不同，但他的某些行事原则确实让我特别受用，比如说像诚信，说了话一定要做到。他是一个说了话一定要算数的人，这潜移默化地在我心中产生影响，就是把信誉看得特别重。”

“现在有人觉得我40岁下海很老了，很多人不知道我父亲是63岁才下海，相比之下，我年轻多了。”柳传志提到了父子二人双双下海的事。

“在研究所工作，是件很不错的差事，但我决意要闯荡了。我不甘心在那儿。父亲给了我很大的支持，我们父子俩达成了共识。按理说，63岁该退休了，但国家的变化会影响到个人的生活，改革为我们两代人提供了共同的机会。在改革面前，我和父亲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年龄，只有一个想法，好好折腾一番。40岁下海，我还年轻。”

从现在的文献资料可以查到，到1984年10月联想成立之时，中关村已经拥有40家科技企业，而且还拥有了“电子一条街”的名声。然而，在当时的改革浪潮中，这样的称谓并不是中性的，更不是完全褒义的，它有时意味着“骗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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