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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了江夏、洛阳、太原等地。二十四年，又举家东迁，“学剑来山东”（《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他在寓居任城时，曾与孔巢父等人会于徂徕山酣饮纵酒，人称“竹溪六逸”。后又漫游河南、淮南及湘、鄂一带，北登泰山，南至杭州、会稽等地，所到之处，形诸吟咏，诗名远播，震动朝野，最后连天子也被惊动了。

天宝元年秋，由于玉真公主的荐引，唐玄宗下诏征李白入京，并待以隆重的礼遇：“降辇步迎，如见绮皓；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李阳冰《草堂集序》）命李白供奉翰林。李白应召入京时，颇为踌躇满志，《南陵别儿童入京》诗云：“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他有心作一番事业来报答玄宗的知遇之恩，但这位傲岸的诗人很快就遭到了宫廷权贵们的忌恨。一年后他就开始遭到谗毁，“白璧竟何辜？青蝇遂成冤”（《书情赠蔡舍人雄》），“君王虽爱蛾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玉壶吟》），这些诗句都是他当时险恶处境的写照。天宝三载春，李白被放还乡。这一次他在朝中任职的时间只有一年多，但却使诗人对社会的认识发生了深刻变化。

李白离长安后，沿商州大道东行，至洛阳与杜甫相识，后又与杜甫、高适一起畅游梁、宋一带，过着饮酒论文、追鹰逐兔的放逸生活。翌年，在山东兖州，李白又与杜甫相遇，同游泗水、东蒙等地。随着天宝年间政治形势每况愈下，李白对国事的倾危深感忧虑和不安。他在《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远别离》等诗中，对李林甫、杨国忠等人的擅权和诛杀异己公开表示抗议，对险恶的政局发出悲怆的呐喊。他四处浪游，飘泊在梁园、鲁郡和金陵一带，还到过幽蓟等地。一路上写下了许多优秀的诗篇。

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李白避地东南，来往于宣城、当涂、金陵、溧阳一带。后隐居于庐山。当时玄宗之子永王璘率师由江陵东下，“辟书三至”（《与贾少公书》），以复兴大业的名义恭请李白参与其戎幕，李白遂满怀热忱毅然从戎。不料肃宗李亨和永王璘之间又祸起萧墙，李璘军败被杀。李白也因此获罪下狱，不久被长流夜郎（今贵州铜梓一带）。当时诗人正陷于“世人皆欲杀”（杜甫《不见》）的危险处境之中，以至杜甫还误信了流言写诗寄托沉痛的哀思。李白溯江西上，至巫山时遇赦放还。这时他已年近六十，但仍壮心未已，上元二年（761），又一次踏上征途，准备参加李光弼的平叛军队，途中因病折回。宝应元年（762），李白病死于当涂族叔李阳冰家，结束了他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有《李太白集》。

李白生平浪迹天下，而大起大落的身世遭遇又使他广泛接触了生活的各个层面。他的鲜明的个性就是在充分吮吸时代气息的基础上形成的。李白自年轻时就慷慨自负，不拘常调，“常欲一鸣惊人，一飞冲天，彼渐陆迁乔，皆不能也”（范传正《唐右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序》）。他具有很强烈的任侠作风：尚武轻儒，脱略小节，轻财好施，豪荡使气。年轻时“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有落魄公子，悉接济之”（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喜豪饮纵博，又精于骑射。他不屑于走一般士子由科举入仕的常轨道路，而希望一举成就大业。他又不无虔诚地求仙学道，采药炼丹，独孤及说他出门的行装是“仙药满囊，道书盈箧”（《送李白之曹南序》）。甚至，他还从山东尊师高如贵受道篆，履行了正式成为道教徒的仪式。他对排难解纷的策士颇为倾心，有纵横家的气派，崔宗之说他“清论既抵掌，玄谈又绝倒。分明楚汉事，历历王霸道”（《赠李十二白》）。《新唐书·文艺列传》也说他“喜纵横术”。总之，“志尚道术，谓神仙可致；不求小官，以当世之务自负”（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他的人生理想既是超脱又是积极入世的。而上述各个方面，又正是盛唐时代社会习尚和文化精神的显著特征所在。因此，李白也就很自然地成为当代人们所心仪的人伦风范。例如为了一瞻李白的丰采，任华、魏万不远千里追踪相从；“四明狂客”贺知章一见李白，惊呼为“谪仙人”，解下随身所佩的金龟相赠；门人武七则甘愿赴汤蹈火，越过安禄山叛军的占领区至东鲁接回诗人的子女，等等。李白的诗歌正是通过他的个性投影，折射出时代的风容神采，从而成为盛唐的最强音的。

二、时代理想的艺术升华

李白的诗歌是盛唐气象的典型代表。诗人终其一生，都在以天真的赤子之心讴歌理想的人生，无论何时何地，总以满腔热情去拥抱整个世界，追求充分地行事、立功和享受，对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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