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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尹洙等人表示相当的尊重，另一方面也反对过分偏激的主张。他虽说过“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但也看到有事功、道德的人未必一定能文，“如唐之刘、柳无称于事业，而姚、宋不见于文章”（《薛简肃公文集序》）；认为文采还是有其必要的，“君子之所学也，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文章（当然是指符合于道的）有着不朽的价值，“英雄白骨化黄土，富贵何止浮云轻。唯有文章烂日星，气凌山岳常峥嵘”（《感二子》）。虽说这些表述较之宋以前文学理论已经达到成就而言，并没有什么发展，但在当时的环境中，仍有它重要的意义。

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欧阳修的态度要更合理些。譬如对西昆体，他有不少好评，甚至称赞扬亿“真一代之文豪也”（《归田录》），而批评石介对西昆诗人的极端态度是“好异以取高”，“以惊世人”（《与石推官第一书》）。再如对骈体文，欧阳修的持论也较公允。他说过，“时文虽曰浮巧，其为功亦不易也”（《与荆南乐秀才书》），“偶俪之文，苟合于理，未必为非”（《论尹师鲁墓志》），并赞扬苏氏父子的骈文“委曲精尽，不减古人”（《苏氏四六》），他认为骈文的缺点是在形式的严格限制下造成说理和叙述的不清晰，不畅通。所以，欧阳修所领导的文学变革虽有反对西昆体和骈文的一面，但它的核心问题，其实是怎样使文学在建立完善的社会秩序方面起到更积极更实际的作用。在这个基本前提下，他们维护了文学的存在权利，同时也维护了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创作活动的价值。

同时，欧阳修他们也抵制了尊崇和效仿韩愈、走向僻怪险涩的文学风气。尊韩本来是欧阳修提出的主张，据其《记旧本韩文后》，韩文的流行同他校定《昌黎集》直接有关。但这恐怕主要着眼于提倡“古文”和发扬韩愈的文学主张，韩文那种个性发露、奇崛雄肆甚至是险怪僻涩的风格，未必为欧阳修所喜好；尤其是，它和宋代的文化风气，和宋人儒雅敛束的个性很难投合。所以欧阳修他们倡导的“古文”，需要走一条不同于唐人的道路。当时有所谓“太学体”（国子学中流行的文体），其代表人物为刘幾，据说其文使“学者歙然效之”（《梦溪笔谈》）。它的面貌现在已无法看到，据《梦溪笔谈》所引片断，有“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之句。倘以韩愈及其周围文人的怪诞之语相比，这实在不算怎么奇特。但欧阳修为了提倡一种朴素流畅的文风，嘉祐二年主持科举时，将刘幾的文章用红笔从头到尾，一下抹倒，“判大纰缪字榜之”，并将“凡为新文者，一切弃黜”（同上）。这激起举子哗变，群聚嘲骂，甚至在大街上拦住欧阳修的马头哄闹，而欧阳修不为所动，终于使“场屋之习，从是遂变”（《宋史》本传）。科举文章与士人一生前途相关，它对社会上文章风格的影响自然不言而喻。

通过以欧阳修为首的文学集团的努力，北宋中叶的这一场文学变革终于获得成功，并由此主要在诗、文两方面确立了宋代文学的基本风格。这当然很难加以简单的概括，从大的方面来说，以文而言，是虽以散体为主，实融合骈体，可以说结束了骈体与散体的截然对立，文字以浅易流畅为多，节奏徐缓宛转，较少激烈跳荡的表现（尤其是非政治性的抒情散文）；以诗而言，情感的力度减弱，所反映的心理状态比较平衡，相应地色彩和意象都比较疏淡，而对事物观察和体验比前人更细腻，总体上带有重理智的特点，特别在古体诗中，散文化的叙述和说理成分往往占很大比率。

对于这一场文学变革的评价是复杂的事情。概要而言，一方面需要看到它是士大夫集团所倡导的思想文化变革的一部分，是自上而下具有政治意义的行动，它对文学自由发展是有约束作用的；另一方面，也需要看到它有效地抵制了更为极端的道学家的主张，在时代的限定条件下，孕育了中国文学的一些新的特色，丰富了中国文学的总体面貌。而且，同历史上的各种文学运动一样，作家的实际创作并不是完全被他们的理论的阴影所笼罩的。

欧阳修本人的诗文创作，在当时也具有典范意义。他的诗中，如《答朱案捕蝗诗》、《食糟民》、《答杨子静两长句》等，都是涉及具体社会问题、有感而发的，并且就此陈述己见，或表示内心的道德自责。他的政治诗的数量并不多，这大约因为他是一个实际的政治家，不同于一般文人急于用诗歌来表现自己。

欧阳修诗中一些古体长篇，好发议论，好铺排叙事，散文化的倾向非常严重，如《洛阳牡丹图》像一篇《洛阳牡丹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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