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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识清明上巳时，懒能游冶步芳菲。梨花半落雨初过，杜宇不鸣春自归。双冢年深人祭少，孤山日晚客来稀。江南尚有余寒在，莫倚东风褪絮衣。

戴表元（1244—1310）字帅初，奉化（今属浙江）人。早年游学杭州，宋咸淳间进士，任建康府教授。元军南下他流离转徙。大德年间，一度为信州教授。后有朝官推荐他为修撰、博士，力辞不就。有《剡源文集》。

在元初诗人中，戴表元是鼓吹“唐风”、力矫宋诗之弊的有力人物，特别是对理学和科举制度破坏文学艺术的现象，反复加以揭露和抨击。袁桷《戴先生墓志铭》记载他“力言后宋百五十余年理学兴而文艺绝”，这一点在他留下的许多文章中仍然可以看到。如《方使君诗序》记南宋末都城临安士人的风气：“当是时，诸贤高谈性命，其次不过驰骛于竿牍俳谐、场屋破碎之文，以随时悦俗，无有肯以诗为事者。”《张仲实诗序》又言，时人“见有横眉拥鼻而吟者，辄靳之曰：‘是唐声也，是不足为吾学也。吾学大出之可以咏歌唐虞，小出之不失为孔氏之徒，而何用是啁啁为哉！’”《元史》中说戴表元于至元、大德间，在东南一带“以文章大家名重一时”，可见他在当时的影响。

戴表元在南宋破灭后流落颠沛于浙中一带，他的诗大量记载了残酷的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如《夜寒行》、《剡民饥》、《采藤行》、《行妇怨次李编校韵》、《江行杂书》、《南山下行》等等，都是伤时悯乱、悲忧感愤之辞，读来感人至深。

不过，前人称他“力变宋季余习”，乃指他“诗律雅秀”的五、七言近体（《元诗选》）。如《西兴马上》：

去时风雨客匆匆，归路霜晴水树红。一抹淡山天上下，马蹄新出浪花中。

此诗格调清新，形象鲜明，虽然意思浅，不像宋诗那样曲折或带有理趣，但颇有韵致，在当时意味着艺术规范的转化。

戴表元也以文章著名。他的记、序一类散文，笔调清新流畅，看似和欧阳修等人的风格相近，却没有偏爱说理的毛病。如《送张叔夏西游序》，记词人张炎少年时代作为贵游公子的翩翩风姿，和中年漂泊潦倒的境遇，以及酒中高歌、忘怀穷达的神态，文辞简洁而传神，流露出亲切自然的感情。这一类文章摆脱堂皇的议论而完全立足于人生的真实体验，应该说是文学的进步。

在元代前期诗人中，影响最大的当属赵孟�。

赵孟�（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道人，湖州（今浙江吴兴）人。有《松雪斋集》。他作为宋皇室后裔，十四岁即以父荫补官。宋亡家居，三十三岁时应征出仕于元，官至翰林学士承旨，受到蒙古统治者很高的礼遇。但对于赵孟�来说，特殊的家世使他对故国的怀恋难以淡忘，称臣于新主的耻辱也无法平复，心中总是充满悔恨和苦闷。只是，一方面从前的贵族地位涵育了他的谨重性格，另一方面，由于他的敏感的身份，无论仕元前还是以后，他的言行举止都不能不小心翼翼。因此，他无法以颓放的姿态求得自我解脱，也难以直率坦露地抒发情怀，而只能以一种稍稍隔远的态度，在高古旷逸的情调中寻求精神支撑，这就形成了顾嗣立《元诗选》所言“风流儒雅”的特征。

对北方诗人来说，这位文化修养深厚的“宋王孙”虽是失败者，却代表了更高的文化典范，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元诗选》引元中叶诗人欧阳玄的话说，元初北方诗歌尚有金人“尚号呼”（即粗犷而不精雅）的余习，到他的时代就完全改变了。这种改变的契机，顾嗣立指出就是赵氏的北上。

赵孟�的诗以五言古体和七律最为著名。他的五古有汉魏六朝诗的风味。如“徘徊白露下，郁邑谁能知？”（《咏怀六首》）“顾瞻靡所骋，忧心惄如捣”（《古风十首》）等，令人想起阮籍。显然在难以明确表达的复杂心绪上，他从阮籍一类诗人身上找到了契合。有时他又效仿陶渊明，通过体验高洁的人格来获得心灵的平静，如《东郊》：

晨兴理孤榜，薄言东郊游。清风吹我衣，入袂寒飕飕。幽花媚时节，弱蒋依寒流。山开碧云敛，日出白烟收。旷望得所怀，欣然消我忧。中流望城郭，葱葱佳气稠。人生亦已繁，惠养要须周。约身不愿余，尚恐乏所求。且当置勿念，乘化终归休。

这种诗可以说是“简淡平和”的，而内在的情感却并不淡薄。

在推进元诗“复古”的风气中，赵氏是有力人物之一，但要注意这不是为复古而复古。

赵孟�于近体诗推尊唐人。他的七律一般以清丽委婉见长，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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