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3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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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显祖的文学思想首先是主情，他所说的“情”又首先是包括性爱之欲在内的人生欲求。在严格的封建礼教中，婚姻固不可以男女相慕的感情为先，但在一般的社会观念上，对这种“情”多少有所容忍。至于在“情”之后更深一层的性爱之“欲”，特别是女性的欲，连提起来都是“淫鄙无耻”的。

而汤显祖却第一次在戏剧中以明白和肯定态度指明：“欲”才是“情”的基础，它是美好的、应该得到合理满足的生命冲动，并以杰出的艺术创造表现了它的美好动人。这种描绘对于封建礼教的冲击，它所包含的人性解放精神，无疑要比一般地歌颂爱情来得强烈。

在介绍《西厢记》时，我们指出作者只是自然地描写崔、张那种非礼的爱情，而并不有意强调他们的行为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冲突（这方面比《西厢记诸宫调》还有所减少）；成为崔、张爱情最大阻碍的老夫人赖婚之举，主要也是出于势利的考虑。在《牡丹亭》中，作者则有很明确的反抗压抑人性的封建社会意识的出发点。从表面上看，剧中似乎并不存在与杜丽娘、柳梦梅相对立的反面人物，杜丽娘的梦中之爱乃至死而复生与柳梦梅结合，都不曾遇到父母的反对与干涉（杜宝对他们的婚姻事实的反对，出现在全剧将要结束时）。然而，作品又确确实实写出了封建意识作为一种社会势力对杜丽娘的压制，使人感受到她在一张看不见的罗网中苦苦挣扎。

作为官宦人家独生女儿的杜丽娘，生活在与外界完全隔绝的朱门深宅之中。她的父母极其疼爱她，而疼爱的方式是竭力把她塑造成一个绝对符合于礼教规范的淑女。甚至连她在绣房中因无聊而昼眠，父亲也要把她叫出来教训一通；她去了一趟花园，衣裙上绣了一对花、一双鸟，母亲也要惊惶失措，唯恐她惹动情思。杜宝夫妇绝不是“坏人”，他们一个是国家栋梁，为官清廉正直，一个是典型的贤妻良母。作为封建社会中常规道路上的成功者，他们以自己的“爱”给予女儿以最大的压迫。除父母之外，杜丽娘唯一可以接触的男性是她的老师陈最良。他“自幼习儒”，考白了头发还只是一个秀才，穷酸潦倒；更可怜的是除了几句经书，他就不知道人生是什么。陈最良也不是什么“坏人”，但他作为封建社会常规道路上的失败者，也只是拿社会教导他的东西教导杜丽娘，这同样给杜丽娘以深重的压迫。作者如此描绘杜丽娘的生活环境、周围人物，深刻地揭示了她所面临的对手不是某些单个人物，而是由这些人物所代表着的整个正统意识和正统社会势力。

她所作的只是徒然的抗争，她的现实的结局只能是含恨而死。

以杜丽娘的死作为全剧的悲剧结局，未始没有深刻的批判性，但汤显祖的创作目的不止于此。在写出压制力量之强大的同时，他还要写出反抗力量之强大，从而使生命的自由意志与陈腐的社会规制间的冲突达到尖锐的程度，以此赋予剧作以一种力度。这种强烈的反抗在现实中是缺乏可能性的，因此他托之于幻想，托之于浪漫的虚构。剧中写杜丽娘“慕色而亡”，死犹不甘，幽魂飘荡，终得复生，与柳梦梅结成完美婚姻。这本是荒诞的虚构，但汤显祖却于《题辞》中说：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这表明，作者所追求的并非情节的离奇，而是要通过离奇的情节来表现人们追求自由与幸福的意志无论如何也不能被彻底抹杀，它终究要得到一种实现。文学的本质功能之一，是作为人们创造自身生活的方式提出生活的方向，在这一点上，《牡丹亭》的效果是极其强烈的。它在当时社会中引起轰动，尤其在一些青年妇女中引起激烈的反响，正是基于此。当故事回到俗世，作者又无法找到现实的方式完成杜丽娘的人生理想，不得不借用皇帝下旨完婚的俗套。

应该说明，作者创作此剧时虽有理性思考，却并不是以脱离生活的观念来歪曲生活，而是以对生活的深刻认识来从事创作，因此，他的创作是富于艺术性的，他所塑造的人物是富于真实感的。剧中杜丽娘日常的行为举止，丝毫不违背她作为名门闺秀的身份，她去游玩空寂无人的花园，还想到“步香闺怎便把全身现”，这是现实环境造成的她的性格的一面；但在另一面，当杜丽娘独处深思时，却不由自主地发出对“才子佳人”“密约偷期”的倾慕；在更深的一层，当完全摆脱现实束缚进入梦境时，她的潜在欲望便充分地活跃起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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