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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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院子不大，但玩足球是足够了。我们楼的对面，是商业工会的夏花园。那里有一个露天剧场，没有演出的时候总会放电影。革命前，这个花园里是基辅总督的官邸。为了不让走在鹅卵石路上的马车惊醒楼里的主人，这一块铺上了沥青——这在当时也许是基辅全市惟一的沥青路面了。官邸在内战时期烧毁了，但沥青路留了下来，所以小伙伴们都在这里骑自行车。很快，父亲也送了我一辆自行车。多次摔破膝盖和胳膊肘之后，我很快也学会了骑自行车，开始熟练地玩大撒把，让男孩子羡慕，女孩子高兴。我们家的邻居是希腊人波波杜伯罗——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资本家，他有一家小型金属件厂。他的女儿长着黑头发，叫塔玛拉，迷住了我。应该说，他的工厂收入不错。给塔玛拉穿的衣服时髦而昂贵，她身上总有昂贵香水的气味。她父亲有自备车马—一匹马和一辆车。他漂亮的妻子穿着绣花边的衣服，戴着阔沿帽和面纱，他们晚上一起坐车到克列夏季克在众人面前招摇。斜靠在座位上，吸着芬芳雪茄的资本家总是引起人们复杂的情感反应。有些人又赞叹又羡慕，另外一些人恶狠狠地看着，似乎要跟这些“没有杀光的资本家”算账。 我们家的另外一个邻居是扎多罗日内教授，乌克兰历史和文学专家。他模仿上个世纪的古典作家塔拉斯·舍夫琴科蓄着小胡子，穿着绣花的衬衣，灯笼裤扎到靴筒里。他跟父亲交上了朋友，所以，每次到我们家，喝上几杯露酒之后，便会弹着板都拉唱几曲乌克兰民歌。他也培养了我对乌克兰民间创作、历史和传说的兴趣，乌克兰事实上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我们楼的第四个住户，是合作社管委会主席纳乌木·所罗莫诺维奇·罗特斯坦。苏联当时还没有身份证，并且谁也没有料想到很快会有。何况许多人还记得，沙皇时期的身份制度是多么侮辱人。 当我们搬进房子之后，纳乌木·所罗莫诺维奇只是将我们登记到住户登记册，全部的手续就此结束。他是个非常客气的老头，非常乐意对各种问题出主意想办法，总是乐于助人。正是借助他的关照和善于交往，“快乐角落”合作社里总是一种相互帮助、关怀的友善气氛。合作社打算再建几栋房子，罗特斯坦甚至经常来找我父亲商量，比较这个或者那个方案的优劣。 我喜欢我们这个区在第聂伯河峭壁下美丽的公园：玛丽亚公园，沙皇花园，商人花园，符拉基米尔小山上绿色的山包，那里有俄国洗礼者符拉基米尔大公的青铜塑像和一个大十字架。这里，在一个玻璃穹顶的大圆房子里，有基督殉难地峨尔峨他的全景画。世纪初最好的艺术家们创作的基督生活和受绞刑的现实主义绘画震撼了我幼小的心灵。从以前读过的旧约中得到了景象，在这里变得有血有肉，引起心中的赞叹和皈依感。三十年代初，“峨尔峨他”楼被毁，巨幅的全景画也消失不见了。可是，也许这幅画没有遭到破坏？说不定它会被找到，这样现在的人们可以欣赏到这幅以巨大的力量再现了圣经传说的艺术品？  
我的补习老师乌伯先生
我在乌伯先生家见到了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生活方式：德国人的整洁与认真。 新建的体育场以乌克兰克格勃负责人的名字命名，过了不久，这位负责人却以“间谍和危险的民族主义分子”的罪名被枪毙。 秋天快要到了，该考虑我上新学校的事情了。父母亲想让我继续学外语，刚好这里附近的几个街区很早就住的是德裔基辅人。德国人聚居的那条街道叫路德街（后来被该名为恩格斯街）。这条街上有一所七年制德语学校，全部课程用德语讲授，俄语和乌克兰语几乎成了外语。学校附近有一所路德教堂，乌伯先生，一个年迈而仪表优雅的德国人是教堂的管风琴手。他答应做我的补习老师：虽然我平常德语说得很流利，但这对专科学校的三年级还是不够。开学前的两个月，以及第一个学期里，我经常去乌伯夫妇一家，在那里沉浸于宗法式德国家庭的气氛之中。他们家里的整洁、擦洗得闪闪发亮的厨房和餐具，窗户上绣着花边的窗帘，男主人书房里打了蜡的橡木墙裙叫我赞叹不已。所有这些都让人感受到富足。原来，乌伯先生并不是职业风琴手。他前不久刚退休，而在此前，甚至在革命前在一所德语中学教授了很长时间的历史和文学。他对我很严格，但能够让我有兴趣，培养了对知识的兴趣。他有许多彩色图片，上面是德国各个城市的自然和人文景观：描绘着各地的人做各种事情：手工艺人，农民，学生，商人等等。这可是学习语言和扩充词汇的直观教材。 我特别记住了图片上莱茵河的风景，葡萄园，古老的城堡，风景如画的渡口，有高高钟楼的小教堂等等。我每每都怀着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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