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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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曲通向大寺院修道院的公路。 温暖的夜晚，周围是湿润的树叶和树皮的气味。寂静和荒无人烟使我感到大吃一惊。周围的一切似乎都死了。穿着毛皮大衣很热，所以我脱了它。上到山上，顺着马利亚花园走着。草地上是厚厚一层没有打扫的树叶。沿着人行道——是稍微枯萎的菊花。不知是谁在围城里种的。这是利普基，当年基辅的贵族区。看不到任何破坏。 我沿着“阿森纳尔”工厂的围墙走着。1938年，我从这里去了太平洋舰队。右手是忠于彼得大帝的伊斯克拉和科丘贝纪念碑的底座。革命之后，纪念碑被拆毁并拿去回炉，在其底座上竖起了“马可沁”机枪以纪念阿森纳尔工厂工人的起义。德国人没有动这机枪。这是如此熟悉的地方！我从这儿走过多少次去“阿森纳尔”上班！这不是红军之家吗，从前的军官俱乐部，再往前，一幢别致的、全白色、像块砂糖一样的房子，那是糖厂主人扎伊采夫的别墅。三十年代，那里住着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波斯特舍夫，一个老布尔什维克，战争开始之前按照斯大林的命令被枪毙。 在列瓦绍夫街的拐角处（改名为卡尔·利普内赫特街），是从前的波兰总领事馆的大楼。我此后还得回忆起它，回答莫洛托夫与贝利亚向斯大林的报告有关的问题。我向左拐，走向学院路方向。在那儿，在十字路口，就是我的家。等着我的是什么？在透明的月光下，我如此熟悉的街道显得陌生，甚至敌意。几天之前，在这个人行道上走着纳粹分子。现在他们已经无踪无影了。 城里没有电，但我却希望在位于一层的我家的房子里，某个窗户里闪烁着烛光。然而，玻璃后面是地狱般的黑暗。我在门口停下来。门敞开着。旁边的墙上粗大地写着一行“已检查——无地雷！”用颤动的手指敲了敲窗户玻璃——我们家的老暗号：三下，三下，两下。没有回应。走近第二个窗户——那里是父母的卧室。再次敲了敲玻璃。还是没有回应。进到楼里。短短的走廊，两级台阶往上，便是人造革包着的门。机械地按着门铃。没有铃声——没有电。我敲着门——但人造革下面是厚厚一层棉絮。敲门框，先是轻轻的，再用力敲。没有回应。一拉把手——门便开了。我喊着母亲，父亲。无人回应。走入门厅——我随身带着一把小手电。进入客厅，照着墙壁，地板。光线照亮了肆意破坏的痕迹：被劈下来的钢琴盖子仍在墙角，被劈开的没有画布的画框，橱柜的玻璃打碎了，到处是粪便——已经风干了。这意味着，住户离开房子至少有几个星期了，并且，德军士兵，或者在短暂的无政府时期无法无天的盗贼逃跑之前，有过一番肆意纵行。  
故宅瓦砾场（2）
进到睡房——这里也有过同样的浩劫。我的房间里也好不了多少。我精心收藏的书，从书柜被扒拉到地上。书已经不多——大部分都消失了。 我用笤帚清理出一块地面，铺开报纸，上面铺上我那奢华的毛皮大衣，想睡一觉。我实在是筋疲力尽了。但睡不着。这几个小时的震撼太强了。有一点是清楚的——父母早已不在这里了。难道他们遇难了？父亲的身体一直不好，心脏有毛病。他可能承受不了纳粹占领时期遭受的新困苦。但妈妈远非年迈之人，她总是精力充沛。她完全可能保全下来。如果她被赶出家门，那会给我留下信息的。早晨，天亮之后，开始仔细搜寻，在床和家具下摸索，探究窗框和家门框。可能，那里会划出点什么，好让我猜透这个谜。一无所获之后，便到城里去找。找遍了所有留在基辅的熟人。有人看见过父亲，有人看见过母亲。但这已经是几个月之前了。也就是说，他们还活着。心里一阵轻松。但他们在哪儿呢？ 渐渐地，我开始有把握了，也就是父母亲不在城里，并且他们根本不在战线我们这一方。他们是被德国人带走了，或者是自己决定去西方了，因为他们知道在占领区呆过之后，苏联政权回来之后会有大麻烦？实际上，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无论如何，我脚底下现在有了一枚定时炸弹。我知道我们的习惯做法，因此十分清楚，我早晚会被赶出外交人民委员会，然后被安排在某个不显眼的机构里，并且更坏的结果是，被发配得远远地，或者“找一个什么事”，干脆被清除，因为我已经“知道得太多了”。这样的人，斯大林是不会让他活在世上的。 后来，很久以后，我才知道，父亲和母亲为了不让我履险，改换了姓氏，用了母亲娘家的姓。虽然他们生活经验多多，但在这件事情上却表现得十分幼稚。他们的周围有太多的眼线，可以毫不费力地揭穿这点小把戏。而在后来，父母的这种“防备措施”只不过更加挑动了贝利亚。 当我明白父母找不到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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