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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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兴趣。但我们的交往却突然中断。有一次，当我来到《MoscowNews》之后，却没有见到鲍罗廷。有人对我说，他已经好几天没来上班了，可能是病了。一周之后，才知道鲍罗廷被捕了。他被宣布为日本特务，后来就失踪了。 多年之后，我因为记者的事务到了中国。除了其他城市，我还去了重庆。那里就像博物馆一样，保存着周恩来和鲍罗廷的总部。墙上挂着许多照片，桌上和架子上是他们曾经使用过的各种日用物品。这里还有鲍罗廷身穿制服、镶在铁框里的一张照片——脸上表情勇毅，眯缝着眼睛，面带微笑。我记住的他就是这个形象——一个忠诚的战士，遭到斯大林刽子手毒害的许多人当中的一个。 我还去过西安。蒋介石的事件本身并没有发生在城里，而是在离城四十公里的一个名叫华清池、有温泉的小地方。一千多年以前，在唐朝的时候，在骊山脚下，有一个异国情调的花园，而在池边耸立着明皇的宫殿，住着他的妃子杨贵妃——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至今保存完好的贵妃亭旁边有一排房子，蒋介石就住在那儿。夜里，将军们决定逮捕他。蒋的卫队进行了抵抗，开始了对射。听到枪响之后，蒋介石跳出窗户。他企图爬上山崖，却卡在了石缝当中，就在那儿被抓住了。 1957年初，作为《新时代》的记者从莫斯科飞抵北京之后，我立即请外交部帮我安排采访某个中国领导人。当然，我没有指望会见到毛泽东，所以在自己的信中提到了周恩来、刘少奇和朱德元帅。信发出去之后，我便出发去旅行。参观完重庆之后，突然想起了与鲍罗廷的谈话，非常想见周恩来。可是，回到北京之后才知道，对我的要求没有任何答复。在出发去满洲里之前，我决定在首都再呆几天，并且在饭店订了两张（我自己和翻译）看京剧的戏票。 剧场与平常一样是爆满的。开演之前，几个穿着白大褂的检票员从一个巨大的茶壶里给观众沏茶。我们的座位是右边起第五排。但是，我发现自己右手边一个座位空着。灯熄了，剧场里只有舞台脚灯微弱的灯光。这时，一个中国人坐在了我旁边。我只能看清，这人跟剧场里的观众一样，身穿类似军服一样的中山装，同样的帽子和布鞋。大幕升起，照亮了观众的脸。我斜眼看见，旁边这个人非常像周恩来。我想，这是不可能的，否则剧场里会惊动起来的。人们会开始鼓掌、呼喊。何况他如何能够就这样随随便便到剧院来——没有警卫，没有特设的包厢，坐在普通观众之间？但我还是弯腰问身旁的翻译，坐在旁边的是何许人也。他立即答道：“这是周恩来。” 我感到震惊。观众们紧张地关注着舞台上的跌宕起伏。他们一点也没有因年轻的共和国著名而且受人欢迎的领袖、国务院总理的在场而分心。他们的注意力被猴王与怪兽的搏斗，一个名叫杏花的年轻姑娘与一个朴实的小伙子之间的爱情，以及她被强盗劫持等情节完全吸引住了。而我一边漫不经心地看着演员的噱头，一边想着，中国领导人坐在我身旁该如何解释？我能够与他谈话？幕间休息时他会呆在这里，或者像来时一样消失在暗色中？ 大幕放下，灯光亮起了。中国的剧院里一般没有前厅。幕间休息时，观众直接走出剧院。剧场里很快就空了。甚至没有人朝我们的方向看过。我马上想到：没人认出他来！周恩来继续坐在自己的位子上。我非常紧张。怎样跟他开口？从何开始？ 没等我下定决心，他转过来用流利的英语向我说道： “您是从哪儿来的？” 他当然知道我的一切。因为我事先在饭店订了票，所以如果他坐在旁边，这完全不是偶然的。但是他必须有个话题来开始。当时，我已经做了杂志的副总编辑，并且以特派记者的身份到中国来了已经半年。我这样向周恩来做了自我介绍。 “你们的总编是谁？” 我回答说，前不久列昂捷夫被任命为总编，而在此之前，从杂志创办之时起，他一直是副总编。 “列夫·列昂捷夫，著名经济学家。我很熟悉他，曾经在莫斯科的东方干部学院听过他的课。请转达我的问候和最良好的祝愿。” “一定。谢谢您。” “您知不知道，鲍罗廷还好吧？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我知道会有这个问题，但是，当他提出来时，仍然浑身一震。周恩来是否知道他的悲惨遭际？我讲述了我们在《MoscowNews》编辑部的多次相见，讲他对重庆工作的回忆，以及他给我谈及的有关“西安事变”的情况。 “是的，当时很困难。如果他们杀了蒋介石，中国又会重新开始内讧。而日本人则会利用这一点。并且对我们共产党会造成不利的局面……鲍罗廷到底出了什么事？” “确切的我也不知道。在四十年代中期，他就像许多人一样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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