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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老先生们认为，青年演员身上毛火之气太盛，抽烟可以使之变得老成持重，与所演老生角色的身份相接近。抽“大烟”又是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交际活动之一，世人均难免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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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艺海沉浮（2）

戏班行话说，“梨园行是不养小不养老”。演员的一生全靠自己谋划，人们常说：“生意（卖艺）钱，当天完；买卖钱，管十年；庄稼钱，万万年。”大多数艺人都是性情中人，年轻时挣了钱，不知积蓄防老，把包银花费一空。到老来连生计都有问题，更谈不上有闲钱“过瘾”了。许多老艺人已经积习难返烟瘾极大，顾得了抽烟就顾不了吃饭，因此时常有人贫病饥饿而死。马连良每想到此，就记起了几年前他去看望言菊朋的事。言派艺术虽已形成，但是曲高和寡，是行内人所说的“打内不打外”的艺术，不被多数观众接受。言先生后来体弱多病，淡出舞台，郁郁寡欢，颇不得志。马连良到言宅之后，见言菊朋躺在床上，面色难堪，眉头紧蹙，问明原委才知他正在戒烟，没有什么特别的办法，只有硬扛。马连良一听就急了，说：“三哥，戒烟要进医院，一步一步慢慢来，不能马上就断。自己硬来，会出事的！”言菊朋面有难色地不停点头，表示明白，没有说一句话。马连良眼圈含泪地离开了言家，回家后封了一百大洋交给弟子言少朋。心想一代名伶言菊朋都落得如此下场，何况别人呀！

没过多久，政府方面有了回音，决定帮助梨园界集体戒烟。可政府拿不出钱来办这件事。马连良当即表示：“我拿出一部分钱来，我再找我的朋友帮忙，请有能力的捐出一些款子，相信能够解决大部分人的难题。”于是，由政府出面，男艺人由马连良组织，女艺人由孟小冬组织，在宽街的“大公主府”集体戒烟，也就是现在的宽街中医院。马连良、谭富英、杨宝森、宋德珠、王和霖等等都参加了，杨小楼的二路武生、老前辈迟月亭逢人就说：“马连良积德积大了，救了多少人呢！”马连良自掏腰包为梨园界的同仁戒烟，自己也觉得是积德行善的大好事，他希望能够如戏文中所说的那样，“向阳门第春光暖，积善之家庆有余”。可“胜利”之后的日子，却与马连良的预料正好相反。

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们在料理“公务”的同时，开始大把大把地为自己捞取好处。其中一些慕名前来马宅拜访的官员，见到“南宽街”这所深宅大院，见到摆放明清家具的客厅，见到拥有法式雕花桌椅的餐厅，见到倒映人影的地板，见到墙上的名人字画，不由得露出了垂涎的口水和贪婪的目光，这不正是他们时时刻刻都在挖空心思所要寻找得对象吗？！敲诈名伶是历朝历代的官员最简单、最省事的敛财方法，可算得上是“弹无虚发，一击中的”。敲诈得方式与方法则因地制宜、因人而异。这段时期里，最流行、最有效的招数就是把敲诈的对象打成“汉奸”，这样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清算“汉奸”的财产，把它作为“敌产”和“逆产”，明目张胆地“充公”到他们的腰包里。于是“大员”们开始搜寻马连良的把柄，然后再治他于死地。马连良南宽街的大宅第，又一次给他招来了影响他后半生命运的“是是非非”。

这出“马连良汉奸案”的大戏，由国民党高官做后台老板，负责全盘策划。由位于东华门东兴楼饭庄附近的“稽查处”为前台班底，特务李国章唱主角，出面搜集1942年冬季马连良扶风社去东北演出的“材料”。在伪满宣传的基础上再添油加醋，把这次以捐资助学为目的的巡演，说成是由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官方派出的使节团，专程为庆祝伪满建国十周年而去演出的。把日伪强加在马连良扶风社头上的“华北演艺使节团”的帽子，巧妙地偷换成“华北政务委员会演艺使节团”，这样马连良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官方”的代表，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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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艺海沉浮（3）

1946年6月，马连良在北京参加了多次纪念抗战胜利义演之后，被上海天蟾舞台方面约请前去献艺。一天他与梅兰芳、谭富英、周信芳、李少春等人合作《四郎探母》，为宋庆龄主办的中国儿童福利基金会募捐义演。突然后台来了一帮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军、警、宪、特，把天蟾舞台围得水泄不通，为首的人向马连良递交了一份由“北平地方法院”发出的传票，让他速回北京接受“讯问”。特务、宪兵站满了后台，一个个虎视眈眈，横眉立目，要把马连良立马“拿下”。这种阵势不但把马连良个人，而且把所有戏班的同仁都惊呆了。马连良、梅兰芳合演的《探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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