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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神秘的僧人到底有何能耐?他所开创的一个秘密组织,在二十多年里神不知鬼不觉地网罗了众多的农民、佣工、小差役、小商人、算命人和乞丐,形成地跨闽、浙、粤等省一股巨大的社会潜流。
天地会本身是秘密组织,传徒结会都有所保留,对于叛徒的惩罚也很严厉。被拿获的会众们或作伪供,或也只知一二。是以关于提喜此人生平,称得上是查无所据。据云霄县人方群达考证,云霄县高塘村郑氏正是提喜家族。高塘村如今尚有郑氏的私塾。1988年,当方群达前往高塘村之际,“这座坍废已久的庭院残基,座落于高塘村北门内(北城门已于1959年被拆毁)东北隅,坐西南向东北。虽然此前曾有一些村民在此废基址上杂建了几个简陋的猪舍并挖了几个小粪坑,以及种有数棵果树,但是还保留着原来遗存下来的几道石砌墙基和三合土夯筑的残墙断壁,尽管漫布苔痕,甚至有的已湮没……”(方群达:《天地会创始人提喜和尚身世考》)
据说,郑开就出生在这私塾里。
他生长的年代,正是帝制晚期的回光返照。汉学家孔复礼如是评价:“在一个生活在二十世纪的西方人看来,不受约束的劳工市场,以及个人依赖他人程度和受奴役程度的下降,都是极富号召力的现象,并与‘自由’与‘进步’联系在一起”,他接着说道,“但它们对于一个生活于十八世纪的中国人的心态所发生的影响,却可能不尽相同。”
天地会:一个江湖中国的形成(5)
如今,重修的高溪庙观音亭依山面海,酷似天地会切口“地镇高岗,一派江山千古秀;门朝大海,三河合水万年流”中描绘的景象。那么,当年的郑开是否就经常面朝大海,等候一个勃发的时机呢?这个高塘村郑家的次子,又为何选择出家这样一条道路呢?
■ 游民社会
在郑开的青少年时期,中国的社会经济已经从明朝的崩溃与满清的征服中恢复过来,随着白银的输入,物价缓慢而持续地上升,商业重新繁荣昌盛起来,尤其是闽粤一带发展速度更快。商品经济密集的商业网络连接起了村庄和市镇。商业的发展不止意味着可以致富,反而可能意味着在充满竞争的世界里,生存空间更小了。尤其是人口大爆炸的压力(康熙后期不过一亿多,到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猛增加到三亿一千万),大量的劳动人口流入市井,无所归依。
到了帝制晚期,农民阶层的特点是“小”、“少”、“散”。小,指耕种规模小;少,指财产少;也就是农民的普遍贫困化;散,指分散的劳动、居住条件; 使农民与外界隔绝。“小、少、散相互作用的结果;则是我国农民状况的日益恶化。其最重要的表现就在农民的游民化”( 孙达人:《中国农民变迁论》,中央编译出版社)。游民们在帝国的通衢大道、市镇乡村、水陆码头四处游荡。
郑开选择出家当和尚,正是当时无业游民们的出路之一。他应该未曾在官府注册在案,可能只是一位边缘僧侣。估计他像十八世纪常见的游方僧一样,到处化缘乞讨。有学者考证洪二和尚是在四川创办了天地会,不是没有这种可能,他完全有可能随西迁的移民们到四川讨生活。在那里和那些传统的自然经济容纳不了的游民阶层厮混,结成帮伙,患难与共,敛财分用。
于是,独立于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组织和工商业为基础的行会组织之外,第三种社会组织“会党”产生了,“它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整体中已自成体系,可以说是社会中的社会”。 (陈旭麓:《秘密会党与中国社会》)
于是,贩夫走卒、散兵游勇、星相医卜,那些谋求不正当生活来源的盗匪和家业衰败了地主,都投入山堂,藉此呼朋引类,互援互助。因林爽文举事被捕的许阿协加入天地会的经历,就很能说明这种经济上的连接。他是广东饶平人,常到邻近的闽南平和县小溪地方贩卖酒曲。乾隆五十一年十月初八日,他携带银两到平和小溪赖阿边处购买酒曲,途中银两被人抢走。他向赖阿边倾诉。赖阿边告诉他说:“你若入天地会,将来行走便可免了抢夺,此时被抢银子,亦可代你要回。”许阿协便与他一同“焚香拜会”,赖果然把被夺银两讨回还给许阿协。许阿协的同乡赖阿恩,儿子在福建漳州唱戏。他去探望儿子时,途中也被会内之人将衣物抢去。他将此事告知漳州戏馆的梁阿步后,梁对他说:“你只要入了会,就可以讨回衣包。”赖阿恩遂与他一同结拜,梁阿步不但为他讨回被抢之衣物,还传授他今后“如遇有人拦路抢劫,只用手指三个,按住自己心坎,就不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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