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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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组长：“可以小便吗？”

他说：“随便，有了就便。”

我很高兴，能够随便上厕所对我便是最大的方便，不过晚上回到监房仍是麻烦事儿。

最初我还穿着公安局发的衣服，一套绿布棉军服，战士的服装，质量比较好。一般犯人都穿紫棉袄，紫棉裤。我穿这么一身衣服使犯人们议论纷纷。

“这是干部，可能‘三反’犯了错误。”

“还是个机关干部，一看就看出来了。”

一个年龄不大的车间技术人员，大家叫他于技师，走到我跟前，问：“从哪儿来的？”

我说：“从公安局。”

又问：“‘三反’犯了错误吗？”

我说：“不是，我是特务。”

他走了，什么也不问了。

第三天，叫我搬到第七监房，与橡胶厂的犯人一块住。屋子宽绰了，精神也不那么苦恼了。

犯人中有人认识我，过了几天都知道我是谁了。接着有人与我说话，打招呼。这些人有长春警备司令部参二科的特务，有各军谍报队的谍报员，还有从前在公安局认识的犯人。我成了大家谈话的材料。他们互相一传，给我一吹，艺术加工，便把我说成了特务头子，长春最大的坏人。

工厂中女犯没有戴脚镣的，男犯80％戴着脚镣。我问他们都犯了什么罪？他们中一般是无期和死缓，是反革命或有一两条血债，也有许多虽然没有血债，但是反动党团或地主恶霸。我一想，他们的罪比我小得多，简直不能相提并论。他们都判了无期或死缓，还戴上脚镣。我呢？最低限度也是死缓，如果判无期那就太便宜了。于是对郭科长在1949年说我没有无期徒刑的话，在目前的情况下动摇了。那是1949年，现在是1953年哪。

管生活的犯人叫刘英伟，公安六分局审讯股长。因“三反”进来的，判一年半。他接近我，问了一些话，我有分寸地告诉了他。这时正是监狱“三交”运动的尾声（交武器、交罪恶、交同案犯），还有个别组和人没交清，由大家帮助。我们里帮组有几个犯人需要帮助，我从旁听他们发言，最后我也发了言。我一帮助，大家认为说得对。刘英伟在会后问我：“在公安局看守所你们也学习吗？”

“学习，天天看书，不开会。”

之后，无论哪个组帮助人，如果火力不足，就调我去帮助。这样，张管教员对我就注意了。可能刘英伟反映我许多优点。

在3月底的一个晚上，缝纫车间开了一个大会，橡胶厂全体犯人参加。印刷厂、麻袋厂也派犯人代表参加。监狱管教科万科长主持，还有各工厂的管教员。大会开始，万科长宣布：“长春人民法院宣判大会”。我一听，莫名其妙。接着由长春市人民法院的审判员宣读判词。大意是：反革命罪犯杨绍时，因反革命判处有期徒刑15年，送到长春监狱参加劳动改造。在改造中作反动诗一首，企图变天。杨绍时不能认罪服法，继续现行活动，予以加刑处分，以肃法纪，由15年有期徒刑改为无期徒刑。杨绍时站在审讯员桌子前面，宣判完毕后，问他有什么意见，他说没有意见。叫他回到原位。接着管教科黄股长主持大会，犯人发言。许多人举手发言，两个人发言之后，我也举起手来。黄股长虽不认识我，却指定我发言。我站起来批判杨绍时作反动诗就是现行反革命，罪上加罪。这次宣判是政府对他再一次的宽大，不然把他枪毙也不过分。我说话中间，万科长把张管教员叫过去，一面说一面看我，可能谈到我的问题。

杨绍时1951年3月在公安局看守所时，与我一个屋子。那时他就很顽固，想不到现在依然如故。他这首反动诗是在橡胶厂缝纫车间作的。听说有这样两句：“身入樊笼不自由，他日出狱上九霄。”意思是现在无能为力了，有机会我要再干一阵。这是他自己找死。

4月，又把我调到外帮组，专门往鞋帮外刷胶。这个技术比里帮高。我们把刷好胶的鞋送到下一工序，让女犯套上包头、上大底。车间主任是女干部，看样子是小资产阶级出身。她对我说：“你给女犯三个组发半成品鞋，你要注意，她们都是女人，成分也不好。过去干这个活的男犯人有犯错误的，我事先提醒你注意！”

我们是两班倒，一礼拜白班，一礼拜夜班。我发鞋给女犯言行很谨慎。这些女犯有的是破鞋，有的是妓女，吸毒、溺婴、一贯道、窃盗，反革命只有两个，是国民党员。我与她们接触有一个想法：过去我什么女人没见过，北京天津的小姐太太我认识多少，我的二老婆是天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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