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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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似乎意味着多数人所言属实，她对此嗤之以鼻。她说：“25％已经是很重要的少数了。此外，购物中心迷路的实验也成为其他记忆实验的根据。有些实验发现被试捏造记忆的比例达到50％，甚至更高。”

洛夫特斯接着跟我谈起其他实验：“不可能的记忆”实验，诱导被试相信自己回想起刚出生的情景；另有实验诱导被试“想起”婚礼上有把酒洒出来的糗事，被试描述自己身穿白色礼服，水晶酒杯从手中滑落，粉红色的污渍逐渐晕开，还责怪自己不小心。洛夫特斯说：“美国最擅长植入记忆的人，首推波特（Steve　Porter），他之前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任教，你该去见见她。”继“购物中心迷路”的实验后，波特让将近50％被试相信自己儿时曾遭凶恶动物的攻击。洛夫特斯说：“那当然也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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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洛夫特斯在《美国心理学家》上发表其实验结果。当时美国国内一片升平和乐，世界各地的藩篱陆续消失，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解体，柏林墙拆除。许多美国人正努力找出内心的铁幕，拼凑破碎的自我，使其恢复完整单纯。我们想要完整统一的世界，表里如一的自我不想再有任何隐藏伪装。当年美国小姐的告白堪称代表。她面对镜头宣告，自己已摆脱寒冷阴森的过往，将那些不堪的记忆一一释放，让她成为表里如一的人。“我过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白天的我欢笑愉悦，到了夜里，我蜷缩在床上难以入眠，任凭父亲摆布。”美国小姐接受治疗，恢复记忆，找回了完整的自我。

美国女星罗森安妮·巴尔（Roseanne　Barr）也是。她在接受《炫物》（People）杂志采访时，卸下了沉重的伪装，她承认：“我是乱伦受害者。”巴尔表示她有多重人格，尽管有那么多人共存在她脑中，但彼此还能相安无事，这些人格以女性居多，也有男性，时而欢愉，时而惊恐。恢复记忆的观点蔚为风尚，《时代》、《新闻周刊》都加以报导，斯迈莉（Jane　Smiley）还以此为主题写了小说《一千英亩》（A　Thousand　Acres），并赢得了普利策奖。

当时社会一方面义愤填膺，谴责加害者，一方面对受害者百般包容，全盘相信，为其疗伤止痛。洛夫特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发表了研究结果。她力排众议，指出许多人可能受他人暗示，误信谎言。谁敢保证这些所谓的受害者有没有受到治疗师的暗示？倘若治疗师有意引导，提供臆测，则他们记忆的真实性更有待商榷。不久之后，洛夫特斯便公开表示，许多受害者捏造不实的陈述，就像她实验中的被试，他们的说辞都不足采信。

她更质疑弗洛伊德记忆受压抑的说法。洛夫特斯认为，没有确切证据能证实压抑这种心理机制确实存在，她更进而推断，压抑记忆的案例日益增加其实反映了些许掺杂事实的幻想。洛夫特斯说：“真相有两种，捏造幻想的真相与千真万确的真相。我们为确实发生的真相添油加醋，只要用心检视这些叙述，我们不难找出破绽。有时候连我们自己也会搞混，分不清哪些是真的，哪些是捏造的。”但为什么有人要捏造这种骇人的故事呢？洛夫特斯说：“事实有时候很微妙，言语无法形容。也许这些伤痛看似寻常，但当事人却刻骨铭心，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来描述，所以才添枝加叶。也可能是当事人已经完全融入了自编的故事，且从中找到了自我的定位：受害者。”

当所有人都只关注受害者，又都深信否认创伤记忆会导致毁灭的时候，多数人都不会想挑战主流观点。提出质疑需要极大的勇气，洛夫特斯肯定有此胆量。达尔文曾因畏惧教会的惩处而迟迟没有发表进化论；许多学者批评弗洛伊德顾虑当时保守的社会风气，而¨　xuan　shū　wang¨未能坚持最初对歇斯底里成因的解释。洛夫特斯从不在意这些因素，她说：“我迫不及待要将自己的想法公诸于世。”

洛夫特斯说：“实验结果发表后，不少人以最卑鄙下流的手段对待我。我甚至得请保镖护驾，有人威胁要控告邀请我演讲的单位，有人投诉到华盛顿州州长，临床心理学系的学生在我路过时会发出嘘声。我和我的学生受到许多威胁。不过，你知道吗？至少我们敢畅所欲言。”

洛夫特斯经常只戴一边耳环，因为另一只耳朵每天总要接触电话听筒好几个小时。她睡得很少，就连睡觉都会梦到工作。她满脑子都是统计数据，往来于美国各地，不需看稿就能上台演讲。她全心专注于工作，随时精力充沛，外界的批评完全阻止不了她。几年前有位妇女在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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