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1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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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与大宋，不是经常有使节互相来往吗？每次使者到了对方边境，主人一方都要派人迎接，回去时再送出边境。这负责接送的，就叫做接送使者。安石做知制诰不久，就做了一回伴送使者，一直将契丹使者送到雄州白沟边境上。一路所见所闻，无限感慨，自然又要想到变法图强。伴使回来，仁宗要在垂拱殿召见他。这是自己生平第一次上殿单独面见皇上，能不抓住机会吗？他将《万言书》的主要思想缩成一个劄子，揣在了怀里。仁宗的召见，只是例行公事，并没有垂询多少东西。几句话之后，他就献了劄子下殿了。可他心里仍觉着满足：毕竟亲手将劄子递给皇上了！《万言书》即使没读，这几百字的短短劄子，皇上总是要读的！

又是一个泥牛入海。

安石的心情，更为痛切郁闷了。

不能就这样算了！他又给仁宗皇帝上了一本，话题自然也更沉重了。奏折一开头，他就猛敲警钟：长久执政的皇帝，只要没有心忧天下的至诚恻怛之心，即使睿智英武，没有暴政酷刑，也一样会弄得天下大乱，生灵涂炭。晋武帝司马炎、梁武帝萧衍、唐明皇李隆基等三个人，就是现成的例子：他们都算得上是明智有功之主，都在位几十年，天下似乎也都没有什么事情；又全都一样忘乎所以，以为天下真的歌舞升平，江山真的金汤永固，一味因循苟且，得过且过。好梦还没做完呢，天下已经大乱，宗庙毁辱，膏血涂野，连自己的性命也差点儿搭进去了！总以为不至如此，却偏偏或然沦到这个地步，最是触目惊心！

为什么没有至诚恻怛的忧虑之心，就会弄到这种地步呢？这是因为，天下是至大之器，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维持；非众建贤才，不足以保守。而没有了至诚恻怛的忧虑之心，就不能询考贤才，讲究法度。一个社会，不用贤才，不修法度，只知道苟且时日，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时间长了，能不出乱子吗？以古论今，皇上谦恭节俭，聪明睿智，仁民爱物，长久享国在位，也正是到了以晋、梁、唐这三个皇帝为鉴，至诚恻怛心忧天下的关键时刻。

这可不是虚言枉论，那危险是实实在在的。且看朝廷职位，不能说得了贤才；政事施为呢，不能说已合法度。放眼内外，官乱于上，民贫于下；风俗日渐浅薄，财力日益穷困。这是何等的危险！而陛下高居深宫，却没有一点讲究考校、以求变革的意思！一想到这个，怎能不叫人心急如焚，扼腕浩叹！

从来因循苟且，犹豫无为，只能侥幸一时，决不能旷日持久。以古准今，天下安危治乱，仍然大有可为。只要充分认识问题严重，从现在起就有所作为，大明法度，广揽贤才，前途仍旧无限光明。有为，莫甚于今天。过了今天，则连懊悔都怕来不及了！

安石说的三个皇帝，司马炎在位二十七年，死后不久宗室就造反，有了“八王之乱”，西晋王朝从此一蹶不振；萧衍执政四十八年，还在台上就有了侯景之乱，子孙争位，梁朝很快就完了；李隆基当了四十六年皇帝，弄了个安史之乱，躲到四川，连个宠幸的妃子杨玉环都没保住，生生被兵将们在马嵬坡勒死了，大唐朝也从此盛极而衰。史实确凿，血肉横飞，惊心动魄。整篇奏折，理更清楚，话更痛切，可照旧石沉大海，连个水泡儿也没溅起！

怎么会一点儿反响也没有呢？安石指陈时弊的话，什么朝廷没得贤才，政事不合法度，官乱于上，等等，不是说得相当刺激吗？刺激不假，可都是泛指，朝廷大佬犯不着对号入座，找他理论。要是这种泛泛而论的话他们都要认真计较，他们那位子就一天也坐不住了。这既犯不着理论，因循了几十年的大政方针，更不是一招一式所能触动的了！安石的上书要不再次石沉大海，还能怎样呢？

下面一件事，就没那么简单了。

宋承唐制，皇帝的诏令文书等都是由翰林学士与中书舍人执掌的。翰林学士专管免罪的赦书、降恩的德音、分封皇亲等的册文、发布大事（诸如大政方针、大赏罚、大除授等）的制书与制诰等；中书舍人，则一般只管朝廷百官的封拜事宜。前者称为“内制”，后者称为“外制”。不是翰林学士的知制诰，通常就是中书舍人。安石还不是翰林学士，自然只能主管有关百官封拜的文字。虽不过是皇上的高级文秘，但身为近臣，也有顾问参谋的权利与义务，至少不完全是个文字机器。朝廷的旨意清楚不清楚，正确不正确，知制诰至少可以问一问，抑或略作改动；实在荒谬，还可以封还词头，拒绝草诏。这种不成文的习惯权利与义务，实际上是预设的一道防线，虽然极其脆弱，至少可以多少起一点制约校正作用。朝廷与任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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