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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及享乐主义效益的标准化原则、一种直接与一个生产及指导性消费的社会编码规则及标准相联系的工具约束。换句话说，人们管理自己的身体，把它当作一种遗产来照料，是因为把它当作社会地位能指之一来操纵的。

身体叙事当然不是中产阶层的专利。在前卫的女性作家那里，我们对来自女性心灵深处的自白或独白早已耳熟能详。但在前卫女性作家那里，身体叙事不仅直接表达着她们的女权主义诉求，同时也间接地对道德秩序提出了极端化的挑战。那些在话语层面的实践并不意味着她们一定要在现实生活中去实践。但中产阶层的“身体消费”需要是必须诉诸于实践的。当女性的整体裸露尚不合时宜的时代，意味着关爱的局部裸露就成为一种身份的表征。“浪莎”丝袜，露出修长的大腿；“做女人挺好”，挺立起女人昂扬的胸膛；“瘦身专家”，露出女人婉转的腰肢……于中产阶层女性来说，美丽变成了宗教式绝对命令。美貌并不是自然效果，也不是道德品质的附加部分，而是像保养灵魂一样保养面部和线条的女人的基本的、命令性的身份。上帝挑选的符号之于身体好比成功之于生意。此外，美丽和成功在它们各自的杂志里都包容了同样的神秘主义基础：在女性身上，是那开发着并“从内部”提示着身体所有部分的敏感性。在企业主那里，是对市场的各种潜在性的充分预感。它们都是上帝选择和救赎的符号：这与新教伦理相距并不遥远。而事实的确如此，美丽之所以成为一个如此绝对的命令，只是因为它是资本的一种形式。

中产阶层话语空间的建立和扩张，强化了急于奔“小康”人们的贫困感和焦虑感。另一方面，中产阶层在炫耀优越感的同时，也遮蔽了他们疲于奔命的另一事实。更糟糕的是，中产阶层在享受制度化、格式化的物资生活的同时，却也付出了巨大的精神尊严的代价。而这一切，在它们的话语空间中是从未得到表述的。（摘自：“世纪中国”网站（），作者孟繁华）

5、中产阶层生活小说的兴起

中国新兴的中产阶层的崛起正日益成为文化的焦点话题。他们的工作能力和消费能力业已引起了世界的震惊，中国巨大变化的一个相当关键的标志正是这个中产阶层的力量的呈现。无论如何，这些年轻的中产阶层正成为目前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最为突出的象征。邱华栋的《花非花》乃是一部最为典型的中产阶层小说。

作者以异常敏锐的直觉表现了正在高速崛起的中国新的中产阶层的日常生活经验，以一种精细的笔触勾勒了中国城市日常生活的种种面向，凸显了中国中产阶层文化的特殊状态，也最好地表现了它的种种矛盾和困惑。

在邱华栋的书里，北京的日常生活已经变成了一种真正的消费式的生活。他描写的亮马河一带乃是中国新兴的“高级化”的社区。邱华栋的几笔勾勒就显示了这个社区的新兴的活力：“亮马河一带是北京新兴的商业区，这一片地区也是十分国际化的第三使馆区，分布了很多的高级酒店和写字楼。日本、美国、印度、德国和韩国的新大使馆已经兴建或者正在这一片兴建，所以人气似乎在迅速地聚集，到了晚上，这里是一片特别热闹的景象。外宾以及衣着光鲜的白领在这里成群地出没着，构成了一个繁忙和繁华的美丽新世界。”这个“美丽新世界”其实乃是一种新的文化和社会空间的生成。中国日常生活的主导意识已经彻底完成了由“生产”转向了“消费”。这种消费的都市形态变成了文化的主流。原有的以高速“现代化”为中心，以生产积累为目的的持续的短缺和匮乏中形成的“节俭”“朴素”的生活观业已被持续的消费梦想所取代。为国家强大而进行的高积累是对于日常生活满足的压抑，这种观念已经被“扩大内需，促进经济”的话语替代。原来将个人消费的满足无限“延迟”到未来，现在的人应该为未来的人们的幸福压抑自身消费的观念已经被工作和勤奋应该获得丰富的消费和酬劳的观念所替代。人们对于“闲暇”“舒适”和欲望满足的追求开始完全合法化，“消费”不再是一种次要的和附带的行为，它本身就成了人生的重要的目的。生产和劳动已经被视为消费的条件，而不是生存的目的。消费的冲动和欲望的满足已经成为一种基本的社会驱动力，它建构了完全不同于中国“现代性”宏伟的有关“启蒙”和“救亡”的叙事的新的价值选择。原有的叙事中所强调的牺牲和禁欲的思路似乎被深刻地改变了，消费的主导性不仅仅合法化了对于物质的追求，而且终结了原有的雅／俗的界限，将文化的消费也合法化了。《花非花》就非常真切地表现了这种变化。这里到处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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