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5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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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河北京东盗贼状》是写给皇帝赵顼的。也许因为是以“论盗贼”为话题，他的心态似乎强硬多了。在这份“奏状”中，他急呼朝廷重视京东地区的灾祸危急：……京东之贫富，系河北之休戚；河北之治乱，系天下之安危……

臣伏见河北、京东比年以来，蝗旱相仍，盗贼渐炽，今又不雨，自秋三冬，方数千里，麦不入土，窃料明年春夏之际，冠攘为患，甚于今日……

他急切请求朝廷减免密州地区沉重的赋税，以保小民生计。他认为：赋税沉重将逼民为盗。并提出了减兔赋税以图治安的举措；今来二麦原不曾种，即无根苗可检，官吏守法，无缘直放，若夏税一例不放，则人户必至逃移。寻常逃移，犹有逐熟去处，今数千里无麦，去将安往，但恐良民举为盗矣！

乞将夏税斛（豆斗），取今日以前五年酌中一年实直，令三等以上人户，取便纳见钱与正色，其四等以下，且行倚阁。

他猛烈抨击现行于密州的盐课法，急切请求朝廷免除小民贩盐之税：煮海之利，天以养活小民，是以不忍尽取其利，济惠鳏寡，阻销盗贼。旧时孤贫无业，惟务贩盐，所以五六年前，盗贼稀少。……今盐课浩大，告汗如麻，贫民贩盐，不过一两贯钱本，偷税则赏重，纳税则利轻，欲为农夫，又值凶岁，若不为盗，惟有忍饥，所以五六年来，课利日增，盗贼日众。……若特放三百斤以下盐税，半年，则两路之民，人人受赐，贫民有衣食之路，富民无盗贼之忧，其利岂可胜言哉。

他急切请求朝廷对“乐祸不俊”的“盗贼”敕法以峻刑，诛一以警百：自古立仅制刑，皆以盗贼为急，盗窃不已，必为强劫，强劫不已，必至战攻。……

信赏必罚，以威克恩，不以侥幸废刑，不以灾伤挠法。

这份《奏状》，是苏轼执政密州的施政方略，也是苏轼仕宦人生的基本反映。他同情灾伤黎庶的悲惨命运，并大声为黎庶的灾伤疾呼，但对因灾伤难耐而铤而走险的黎庶，他与朝廷重臣一样忠于他们的皇帝，忠于皇上的社稷，不惜以“峻刑”、“极法”镇压。

苏轼的奏状、文书送进了京都，可朝廷正在进行着“案件”层出的斗法，皇帝赵顼根本就没有阅览他的《论河北京东盗贼状》。他的《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宰相韩绛确实是看了，但没有按照他诚恳的叮咛“否则置之”，而是当作“石头”向吕惠卿砸去，使他再一次结怨于“变法派”，对他的“量蠲秋税”、“或与倚阁青苗钱”等请求，根本未予理睬。他的朋友驸马王诜因三年前的《钱塘集》事件已见疑于皇帝，已不敢再有所“旁而协之”，在来函中，唯有“思仰日深”、“读之洒然”而已。

汴京毕竟是大宋的心脏，京都朝臣们花样翻新的厮斗毕竟是头等大事。苏轼和他上呈的奏状文书，成了自作多情、无人应和的嚎吼，在冷落中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密州黎庶仍在经受着旱蝗为虐的煎熬和沉重赋税的逼迫。一批又一批饥寒交加的青壮细民，在“挨饿是死”，“为‘盗’是死”，“挨饿死而速”，“为‘盗’死而迟，且或免于死”的选择中，走上了为“盗”之途。年关时节，地冻天寒，密州城里的细民，也开始了流离逃移。街巷里弄，炊烟日见稀少；州衙四邻，哭声昼夜不息；送葬的人群出现在街头，用喑哑的哭声迎接着熙宁八年的元旦。更为惨者，弃婴之事，时有发现，州府官吏已拾得弃婴二十多个。苏轼洒泪特设义所，特拨粮米养育。民若不到绝衣、绝粮的绝境，谁肯割舍亲生骨肉？更为急者，各县村社城镇，“盗贼”劫掠杀人案件骤增，告急文书飞蝗般地闯进了苏轼居住的“西斋”。

苏轼愧疚地煎熬着。他怨恨朝廷的因循麻木、不恤民情，但天高路远，难于面奏皇上。他想依《奏状》所谋之举措，自行实施，减赋活民，免税救民，但心怯而不敢为，吕惠卿毕竟不同于王安石，王安石执拗而居心仁慈，尚能辩之以理；吕惠卿奸巧而居心阴毒，只会弄权作法！他郁结于胸，寝食不安，无可奈何地忍受着满城不绝于耳号寒啼饥声的折磨。他终于明白自己是个百无一用之人，“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啊！

正月十五日上元节夜半，苏轼惶惶不知所措地走出“西斋”，踏着惨白冰冷的月光，漫步登上密州北城荒芜坍塌的“古台”，俯视着自己治下的“寂寞山城”，远眺着迢迢银汉下不见踪影的京都，沉重吟出了“火冷灯稀霜露下，昏昏雪意云垂野”的哀叹。

春夏之交，更苦更哀的饥馑来到密州，细民们不再是“数米计日”，而是“野菜果腹”了。连苏轼居住的“西斋”，也是“斋厨索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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