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3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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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诜和王巩的被收入网内，尤其引起了二府、三司、谏院、御史台一些官员的极大不安，驸马王诜与皇室的关系入人皆知，御史台敢于明目张胆地对其操刀下手，也许预示着皇室纷争的再度爆发。王巩被列入重点审查对象，更加重了宰执大臣们的这种猜疑。

王巩，时年三十五岁，乃真宗皇帝赵恒朝宰相王旦的孙子，工部尚书王素的儿子，是遭贬老臣张方平的女婿。平日他与吴充、冯京等人过从甚密。这个血缘相府、结姻老臣、又与现时宰执大臣有交的小人物，突然被御史台格外关顾，也许预示着朝廷重臣的又一次变动！

一种对抗“乌台诗案”的力量在悄悄地酝酿着……

抄查“诗赋文字证物”的行动风风火火地在京都内外进行。

御史台的狱卒闯进驸马王诜的府邸，手持皇上谕旨，勒令驸马王诜交出与苏轼“往还”的诗赋、信笺。驸马王诜避而不见，贤惠公主扶病而出，先是以礼接待，继而准予抄查。狱卒不谙驸马府朝制特权，竟然闯入贤惠公主卧室，翻箱倒柜，诗赋、信笺所获无几，却翻捡出贤惠公主的春宫用物，而且大加观赏。贤惠公主大怒，下令驸马府禁卫，刑枷狱卒送大理寺治罪，并进宫哭诉于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御史台闯下了大祸，皇上与后宫的冲突由此而引发了。

御史台的狱卒闯入王巩府邸，皇上谕旨在手，落败的宰相府自然不敢拦阻，听任狱卒翻箱倒柜。因王巩已从苏轼游学六年，往还的诗赋、文书根本不在京都府邸，狱卒抄查所得，除苏轼写给王巩的一首“砚铭”外，只是王巩几年前与吴充、冯京等人“往复”的信笺。苏轼的这首“砚铭”是：月之从星，时则风雨。汪洋翰墨，将此是似。黑云浮空，漫不见天。风起云移，星月凛然。

苏轼的这首“砚铭”，绝无“讥讽朝政”之味，而吴充、冯京写给王巩的信笺中，倒有几句讽刺“新法”之语。王府总管以为吴充、冯京的信笺不在抄查之列，不许狱卒带走，两相争执，终成殴斗，诉于大理寺。大理寺以“王巩身在三十九人之列”为由，判御史台胜诉，并惩治了王府总管。从而又引发了吴充、冯京对御史台的愤怒。

御史台的缉骑抄查了杭州钱塘县令周邠和湖州通判祖无颇的住宅，因周邠和祖无颇早有准备，缉骑毫无所获，却带回了杭州、湖州黎庶怀念苏轼、为苏轼祈福免灾而“做道场”、“解厄斋”，累月不歇的讯息。

御史台缉骑奔至洛阳，闯入“独乐园”。老仆吕直得知缉骑来意，“惶恐无状，急入钓鱼庵禀报司马光。司马光因刘恕于熙宁九年秋从洛阳返回高安途中，闻母病故而得风挛疾，右手右脚瘫废，以口授儿子刘羲仲完成了司马光所托之后，于去年（元丰元年）九月病卒，失友之痛，使司马光居钓鱼庵而不出，据”警枕“而少眠，争以时日，删稿不辍。近两年来，体弱至极，须发脱落将尽，牙齿所剩无几。突闻苏轼被捕入狱、缉骑猝至，濡墨之笔失落而拍案疾呼：”子瞻以诗为魂，终以诗为累。痛哉子瞻！天若祈佑大宋，必不使诗魂丧失……“

司马光自捡与苏轼近几年来“往还”之诗稿，在老仆吕直的搀扶下走进弄水轩，会见了御史台派来的缉骑——一个中年狱吏和两个年轻的狱卒。

司马光从狱吏手中接过皇上“缴收证物”的谕旨，朝京都方向跪倒，叩头谢恩，如实禀奏：“圣上，臣司马光与苏轼确是密友，熙宁四年作别于京都之后，至今已有八年，两地相思，无由相会，但有诗赋往还。熙宁九年初夏，臣偶见苏轼《超然台记》一篇，其趣超然物外，纵有失落之感，断无谤世之怨，臣颇为赞赏，遂成《超然台诗寄子瞻学士》一首，托人带给苏轼。熙宁十年，苏轼官居徐州，曾寄臣《司马君实独乐图》一首。以述怀念之情。除此而外，别无往复文字现奉旨将底稿上呈，以备勘审。臣跪待罪罚。”

司马光叩头站起，交诗稿于缉骑狱吏，拱手而语：“公等奉旨行事，备受辛苦，光怀德感谢。独乐园内，仅此‘有往无还’的诗稿二篇，公若相信司马光之言，请带此稿回京复命；公若有疑，可在独乐园内翻箱倒柜以抄查，老仆吕直恭听公等吩咐。司马光正在修书，待罪告辞。”说罢，深深一揖，离开了弄水轩。

狱吏亦敬重司马光的为人，刚才司马光坦诚真挚的话语，使他不忍心再行抄查以打扰这位年老力衰的“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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