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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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升之在盘算：天旱成灾，上天示警，“变法”六年的火树银花，终于在涌入京都流民们的哀嚎声中凋谢了。朝臣惶惶，人怨塞道，计将安出？只能在“匡正阙失”中找出路了。而这道诏文，正是“匡正阙失”的前奏，其用意是要把天下舆论引向皇上所规划的河道。王安石也许会成为“匡正阙失”中的众矢之的。但是，帝王之心难以揣摸的，谁知这“广求直言”之举，是出于迷途知返的通悟，还是出于一时权宜的机变呢？等着瞧吧，别急于出头。

吴充为姻亲王安石担心，更为朝廷可能出现更大的动乱担忧。六年来，王安石的积怨太多太深了，已酿就了一座愤怒的火山，一旦喷发，会使其骨肉无存。但他毕竟是中枢主宰，毕竟是一位能够制约群臣的领袖人物。如果这具神像骤然崩毁，朝廷会怎么样呢？欧阳修已故去，范镇已致仕，韩琦老了，吕公著、富弼已经臭了五年，香不起来了。司马光现在洛阳，因政见不合曾有九辞枢密副使之举，现时也是不会轻易进京的。而王安石手下的人物，吕惠卿、曾布、吕嘉问等，现时正围绕着“市易违法案”和“曾布沮害市易案”内哄斗法。六年“变法”，六年争斗，人才凋零，取代王安石的人物已找不出来了！陛下啊，你这痛苦而急切的决定，是英明，还是愚蠢？臣百思而不解。

冯京几乎将他的惶恐挂在了脸上：皇上自我反省的数条暗示，都是东府中书门下之责，自己身为副宰相，自然有不可推卸之责任。虽然皇帝之所指是大权在握的王安石，但职务、道德所系，一个副宰相总不能率先非难首辅而取悦于皇上啊。再说，“上与介甫如一人”，今日之事，也许是皇上与介甫早有所谋，自己切莫自作多情而讨人嫌！

皇帝赵顼声情悲凄地读完诏文，便佯装闭目歇息，实则在等待中枢重臣们的反应。但如他所料，是死一般的寂静，既没有赞颂声，也没有反对声，更没有自责谢罪声。他睁眼望去，三位中枢重臣都在低头视地，唯有王安石脸色铁青。赵顼心中苦笑，随即又宣布了三项决定：“流民入京，惜惶无状，乞食求生，嗷嗷待哺，朕心甚忧。朕决定在京都十五门内设置粥棚，以解流民之饥。其所需粮米，由京都殷富之户承担。现特命枢密副使吴充监督皇城司实施。”

吴充急忙叩头领旨，并借机自责谢罪：“陛下忧悯灾伤黎庶，痛自责己，臣不能分圣躬之忧，罪该万死。陛下委臣以重任，臣当竭尽心力以布陛下爱民之德。”

皇帝赵顼点头，接着部署：“四月八日，乃佛祖生日，为消解天旱之灾，朕决定京都十大禅寺在这一天同时举办浴佛斋会，朕将率领百官万民祈天降雨。敬佛祈雨所需费用，由十大禅寺自行筹划。现特命参知政事冯京监督礼部实施。”

冯京叩头，也借机颂扬皇上之德：“陛下爱民如子，敬佛祈雨，上符敬天之德，下符万民之望，必能祈得雨霖，普救苍生。臣奉圣命而行，必当勤恳理事，不负陛下厚爱。”

赵顼遂举起《广求直言诏》对王安石说：“介甫先生，请你代朕将这道诏文颁示朝野吧！”

皇帝把这最后一项决定交给王安石办理，也许是出于对王安石的尊重，也许是为了消解王安石的狐疑和愤怒，也许是为了表示对王安石的信任。但在王安石看来，却是对自己的戏弄。广求直言，不就是要搜集“变法祸民”的罪状吗？“设置粥棚”之举，固为救急之策，可由皇城司出面逼迫殷富之户出米，不正是加剧京都的动乱吗？“敬佛祈雨”之举，则更为荒唐，且由礼部出面勒索十大禅寺出资，简直不成体统。况且，这种关联京都命运的重大事体，事前竟不与宰相知闻，这宰相还有什么当头！他早就憋足的愤怒，在自尊心受到伤害的刹那间，骤然爆发了。宰相的敏感和学者惯于钻牛角尖的迂腐相合，使他忘记了时间、地点，忘记了陈升之、吴充、冯京的存在，忘记了君臣严格的界限和朝制，他猛地从地上爬起，向皇帝赵顼高声质问：“臣请示陛下，这道诏文，缘何而发？”

陈升之、吴充、冯京一惊，皇帝赵顼也如遭棒击。

“这、这，上天示警啊。”

王安石厉声追问：“天为何物？示警何在？”

赵顼从刹那间的木果中清醒过来，迅速恢复了帝王的尊严。他怒目注视着王安石：“‘巍巍乎，唯天为大。’前年西岳华山崩塌，是为‘上天示警’！今之十月不雨，是为‘上天示警’！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王安石对皇威视而不见，反而板起面孔，为皇帝讲起“课”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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