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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故事的时候,曾经有朋友希望我给二蛋同志一个比较壮烈的牺牲场面,可惜我不能,这个故事最终还是成了一个略带喜剧色彩的悲剧,因为这就是“另类民兵”葛二蛋的结局。他是一个烈士、是民兵,更是一个农民,农民倒在自己心爱的土地上,正如将军死于沙场一样,应该无憾。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在西西河的朋友瑞兄写的一段话,他说:“农民不用交地租了,都吃上白面馍馍了,家家都有吃不完的粮食了。作为农民的后代,这就是我心中的太平盛世。”当时有的朋友觉得他的标准太低了,不过马甲我倒挺同意瑞兄的感受。我觉得,在中国,只要能要让所有爱护土地的人; 都得以安详从容地守护土地和家业、并能够从土地中收获应有的幸福和尊严,那就可以算是我们的太平盛世了。
农民和土地是密不可分的。有朋友说,葛二蛋若生在红军时期的苏区,日后能成为将军;有朋友说,葛二蛋若生在上海滩,能成为黑社会;还有朋友说,葛二蛋若活到解放后能被枪毙了……这些都有可能。但我还想假设,如果葛二蛋能活在今天,或许,他也会高兴的。
第三十一章
二十年前,马甲还是个刚参加工作不久的愣头青,常年在乡下转悠,没事就和少数民族朋友“拼酒”,总是弄得醉熏熏的。
有一天,马甲在岑巩(属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一家路边小店吃狗肉,照例是喝酒划拳。
这时候,店里来了一位卖野菜的苗族老头,他和店家谈成了交易,一边等着老板付钱、一边饶有兴趣地看着我们厮闹,好像很愿意参加的样子。
老人家身形瘦小、步履蹒跚,黑黑的脸上满是皱褶,看不出有多大年纪——苗族老汉都是这样,从六十岁到一百岁似乎没有多大区别——所以刚开始,他并没有引起我们的兴趣。可是,当店家介绍说“这位老人家参加过南昌起义”,就不能不叫人惊异万分了。
马甲们的第一个反应是:“这老头在吹牛,想骗酒喝。”但这牛皮吹得实在够大,所以让他骗一点吃喝似乎也是值得的。于是,大家就抱着随便听听的态度,把这位瘦小的苗族老人请上桌来。
几块狗肉下肚,苗老汉就开始“编聊斋”了:
想当年,南昌暴动的时候,我在二十军一师二团当兵,军长是贺龙。我们是1926年跟着欧师长编入贺龙的部队的,当时在二十军里面,我们一师是“票子兵”(金钱招募的士兵),各方面的技术比较好;二师是“绳子兵”(抓壮丁捆来的)、三师是“学生兵”,他们都不行。
暴动的当天,我们并不知情。团长只是宣布“加强戒备、不许外出”,营房值勤的力量增加了,整个班整个排的上去站岗,其他人睡觉的时候也不脱衣服,把子弹带系在身上,抱着枪打瞌睡。
战斗是半夜里打起来的。先是二师的部队进攻朱培德(江西省主席,第五方面军总指挥)的警卫团,死伤了很多人,打不进去,他们就来请我们一师增援。我们出动了一个营,任务是攻下朱培德指挥部的大门。
到那里一看,敌人在大门口摆了六挺水机枪,子弹顺着街道猛扫、就像刮风一样,根本冲不过去。
军长和师长都来了,非要拿下阵地不可。欧师长叫我们五个人六个人一组、抱着枪往前面滚。他说:“水机枪的枪口不灵活,平射还可以、朝地面打就打不准,我们滚着前进,可以避开敌人的火力。”
我滚的是第几排记不清了,反正两个连的人都在打滚,二百米长的街道滚了快一个钟头。到最后,冲锋号一吹,大家就爬起来往上冲,敌人连机枪都来不及扛,掉头就跑了。
于是,我们就占领了朱培德的指挥部。
第二天,开大会,很多人发言讲话,我们都不认识。我当时没觉悟,听不懂那些,只知道是暴动了。上面给每个人发了一根红布条子,挂在脖子上,当作识别标志。我们的步枪也换成了“三八式”,这是新式武器,扛在肩上十分神气。
开完会,我们被指派去保护长官的家属。当时从外地来了很多共产党领导,有的带着家眷,上级派我们充当临时的马弁。我跟的那位夫人姓赵,她的丈夫是个党代表(马甲我查了查资料,吓了一跳:该“夫人”应该是赵君陶,也就是赵世炎的妹妹、李硕勋的妻子、李鹏总理的亲娘)。
8 月5 日,我们奉命开拔。
共产党在南昌城里到处贴布告,宣布“通缉蒋介石”。离开了南昌,我们才发觉城外头到处是蒋介石的布告,写着“通缉贺龙”。于是就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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